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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闓運
孫存准
被後人譽為「霸才雄筆固無倫」的晚清大才子王闓運少負盛名，以敢於直言著稱，頗有古之狂士品性。他在史學方面頗有撰述，主編和定稿的地方志就有《桂陽州志》、《東安縣志》、《衡陽縣志》、《湘潭縣志》等。這些方志史料真實，敘述翔實，文筆優美，後人對此曾有「斂雄才於方紀，納萬變於小篇」的評價，認為「史裁之麗密」超出了同時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當然，王闓運自認最得意而後人又最稱頌的史學著作則是他撰寫的充分反映湘軍完整歷史的《湘軍志》。
同治三年（1864年），湘軍攻破江寧（南京），一舉平定太平天國。湘軍眾多高級將領加官晉爵，或總督或巡撫，頓時「風光無限」。這些大員榮華享夠了，就想到「盛世修史」，意欲隆重推出湘軍的「豐功偉業」，以便青史留名、光耀千秋。而王闓運不僅才名頗盛，而且與許多湘軍將領多有交往且關係很深，由此，王闓運自然成了撰寫《湘軍志》的最佳人選。光緒元年（1875年），由曾國藩長子曾紀澤出面，力邀「文翰頗翩翩」的湖湘名士王闓運主修《湘軍志》。
光緒二年（1876年），王闓運回到長沙，花費兩年時間，寫下了洋洋灑灑11萬字的《湘軍志》。在撰寫過程中，王闓運深感修史之難：「不同時，失實；同時，循情；才學識皆窮，僅紀其跡耳。」但他秉性使然，力求做到既真實，又不循情。為此，他除親身所經歷及走訪調查外，還設法借閱了軍機處的大量檔案，仔細閱讀了曾國藩的日記，並請人製作了地圖，在此基礎上據實秉筆直書。在書裡，他除褒揚湘軍的功勳戰績外，對湘軍創建初期的屢戰屢敗，對曾國荃攻破江寧後的縱軍擄掠搶劫和濫殺無辜，對曾國藩戰役指揮的「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毫不隱瞞，娓娓道來。
王闓運的如此作為，著實令湘軍將領始料未及。他們本想借助王闓運的生花妙筆來為他們歌功頌德，沒想到王闓運卻將他們的傷疤和隱私暴露無遺。由此，湘軍將領一致認為王闓運寫的《湘軍志》是「謗書」，「殺人成性」的曾國荃看後更是暴跳如雷，揚言要「宰」了王闓運，並安排其幕僚王定安另起爐灶，重作一部《湘軍記》，試圖挽回影響。
王闓運為何能夠甘冒風險而秉筆直書《湘軍志》呢？我想，除了王闓運性情耿硬，不循私情外，最重要的是王闓運能夠堅守作為一個學者、一介文人、一位史家的尊嚴、良知和道義，本著對歷史負責、對後人負責、對自己負責的精神和情懷，據實修史。正如他自己所言「直筆非私家所宜為」，「此書信奇作，實亦多所傷，有取禍之道，眾人喧嘩宜矣。」
但是，要堅守住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良知和道義，也非易事，不僅要一身正氣，而且要遠離誘惑，方能不受制於人。也只有不受制於人，才能秉筆直書。而王闓運恰恰做到了這一點，他曾周旋於湘軍將領間，並備受曾國藩的賞識，但他就是只為清客，不入幕僚，只交往，不受事，用今天的話說，他和曾國藩沒有上下級關係；他一生清貧，卻視金錢如糞土，據載，王闓運在掌握大量豐富的史實後，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列出了寫作提綱，請曾國藩過目，曾看後，建議道，為尊者諱，省下幾處給我抹黑的地方，但王闓運並不買賬，說既要我寫志，就必須秉筆直書，何諱之有？曾又說，願以萬金相謝，王闓運竟以「我做不來」作答，既拒為尊者諱，又拒萬金。
我們今天能夠看到一部「有目共賞」的《湘軍志》，而不是一般的循情應景式的泛泛之作，就不能不感謝王闓運，不能不敬佩王闓運的學者勇氣和治史風範。
但願今天和以後的學者、文人和史家能夠以王闓運為榜樣，不唯官，不唯錢，不唯情，客觀真實，秉筆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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