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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敦邦繪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詩意。
顧 農
杜甫本來並不想只做一個詩人，他的主要興趣在於政治方面，並且有很高的理想、絕大的抱負，所謂「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所以，他也曾發表過一些輕視文學的意見，例如「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貽華陽柳少府》）、「辭賦工何益」（《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其四）等等。這和曹植的情形頗有些類似，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也曾說過「辭賦小道，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者也。」當時他活動的目的在於政治方面，不免卑視文學創作。
完全為文學而文學的詩人，從來都不是第一流的詩人。
等到杜甫政治家的理想破滅，也就是他自己所謂「經濟慚長策」以後，這才一門心思來寫詩，並且說是「文章千古事」（《偶題》）了。但他仍然以詩歌作為表達政見的手段，往往直接以時事入詩，寫出了許多著名的作品。以時事入詩本來古已有之，但晉宋以來玄言詩、山水詩、宮體詩盛行多時，政治早已從詩歌中淡出了；這種情形到唐朝有了很大的改變，但陳子昂寫《感遇詩》三十八首，用的乃是已經陳舊了的阮籍《詠懷》、左思《詠史》的路子；李白則往往用樂府古題寫當代事件，政治雖然已經重新進入詩歌，但總是隔著一層。杜甫生活的年代天下大亂，情況複雜得很，再用那些古老的辦法，話就說不清楚，老辦法行不通了；於是他乾脆直接地以時事入詩，並且逕直標上自擬的新鮮題目。即事名篇的辦法雖然古已有之，建安詩人就曾經這樣做過，但中斷已久，所以仍然可以看作杜甫的新創造。後來新樂府運動的領導人元、白對此十分讚賞，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他最欣賞杜甫的「三吏」以及《塞蘆子》、《留花門》諸篇；元稹更概括地說「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樂府古辭序》）。
元、白如此看待杜甫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奇怪的是杜甫本人並不大講詩歌應當突出政治內容一類大道理，卻有近乎相反的意見，例如他說過「頃之問孝秀，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束以徵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之五），言下頗有對策要關注時務，文章（略近於文學，重點指詩）則只要講究詞章之意。也許是出於同一思路，他本人不大提起自己那些直接為政治服務的作品，也不提倡那種詩風；他講得最多的是詩藝，重視講究格律和文采的律詩，提倡苦吟，藝術家的氣味很濃。這與元、白口口聲聲不離時事政治大異其趣。最偉大的詩人當然總是關心政治的，但他往往並不熱心於此，也不在理論上加以強調，這種情形很值得玩味。
杜甫反覆強調一個詩人必須在藝術上精益求精。他自豪地說，自己對於聲律作過深入的研究，「文律早周旋」（《哭韋之晉大夫》），「詩律群公問」（《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馳賀，寄奉此詩》），而且「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他反覆強調「遣詞必中律」（《橋陵詩三十韻》），讚賞兒子「尋句新知律」（《又示宗武》）；他稱讚別人的詩也往往著眼於此，如《敬贈鄭諫議十韻》云：「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他的講究文采，提倡苦吟也是一貫的，所謂「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戲為六絕句》其五），「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他主張從事藝術務必要「苦用心」（《解悶十二首》其七），要「慘淡經營」（《丹青引》）。這一方面的言論對此後晚唐至宋的詩壇影響極大，幾乎不下於他的以時事入詩。「詩史」一語雖是極高的評價，實不足以完全概括杜甫的成就。
正因為杜甫是高度重視詩歌的藝術性的，所以他不像陳子昂、李白那樣一味痛責六朝；相反的，他充分肯定了庾信和許多六朝的詩人，也充分肯定了尚帶六朝餘風的初唐四傑，號召人們向這些「前賢」學習，他警告那些輕薄前賢的後生說：「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為六絕句》其二》）。杜甫又說過，「作者皆殊立，名聲豈浪垂？」（《偶題》）凡是在文學史上有名氣有影響的作家，都自有他的長處，後來者應當轉益多師認真學習，提高自己的詩藝。
看來杜甫對於詩歌創作有著通達的見解，闊大的氣魄；後人往往只取其一面，便不免偏枯。例如元、白等人的政治諷喻詩藝術性比較低，寫法不無公式化，詩味不足；那些只從藝術上學杜甫的人又不免把精力太多地投放到句法格律等等方面去，而缺少杜甫那種憂國憂民的崇高思想，所得者顯得比較小。
政治與藝術並重，用藝術性極高的詩歌去干預社會生活，謳歌崇高的理想，這也許可以說就是杜甫詩學思想的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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