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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卓賢
漫畫早已是風靡全球的流行文化。在香港，它除了令狂迷在每年一度的漫畫節逼爆展覽場館的玻璃門外，也可作為思想教育的工具，更是寬頻網絡商的宣傳材料。
說「公仔書」是毒草，看來已是老一輩人過時的想法。當然在那個年代，又怎會有人想到這種「雕蟲小技」，今天會成為中外學者的研究材料或教學範例。一登龍門，身價頓升十倍？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周佳榮不僅自己看漫畫，更為學生開設「東亞漫畫史」，把漫畫納入了主流的課程。從歷史的視角看漫畫，不單沒有學究氣，更是趣味盎然，多姿多彩……
對於你，漫畫又是怎麼一回事？
周佳榮在童年時曾夢想當漫畫家，可是在一個漫畫不受重視的年代，父母總是會叫停，要子女「想也不用想」。畫畫不成，最後成為歷史學者，當中不知有沒有關係？
漫畫這個理想，一直根植在周佳榮的意識中。兩年前，他在歷史系開設「東亞漫畫史」一課，深受同學歡迎，可能有人會想：漫畫，不過雕蟲小技耳，有何研究之用？可是周佳榮說，歷史研究有謂「萬物皆史，六經皆史」的說法，是沒有甚麼不能研究的。
負笈日本的歲月，周佳榮身邊的朋友和老師也深為漫畫著迷，於是他想，究竟這種全民投入的東西應從何說起？
漫畫，你的名字是隻鳥！
雖然中日韓三地對漫畫的稱呼相近，可是這個詞語似乎是起源於宋代的中國。周佳榮指，據說當時有一種鳥，總在河邊漫不經心地捕魚，動作瀟灑輕逸，仿佛畫家一揮而就，因此這種鳥被稱為漫畫。
然而，為這個詞賦予現代意義的，還是把漫畫發揚光大的日本人。在18世紀，著名的日本畫家葛飾北齋第一個把漫畫說成「最異想天開的草圖」，他的《富嶽三十六景》畫出36幅富士山圖，更是一代佳作。
周佳榮笑言，那種草圖就像張旭的《肚痛帖》，最漫不經心的簡單線條，卻成為傳世的藝術鉅作。
後來在西方，漫畫有更明確的指涉：那是延續性的藝術，透過連續性排列的圖畫，表達故事。至此，漫畫漸漸建立了一個較複雜和全面的定義。
浮世繪的畫風，可說是具備了漫畫的雛形，葛飾北齋更把他的作品集定名為《北齋畫集》。葛飾北齋的畫甚至浮世繪，更影響外國印象派的作品。梵高及莫奈，就是深受日本的浮世繪影響，多番嘗試模仿和參考它的風格。
而動畫，就是會動的漫畫，把圖畫分成幾個部分，連續地播放。「漫畫不動就是漫畫，漫畫會動就是動畫。」周佳榮說。而卡通則泛指兩者，「通過簡單化令圖像效果更強化的藝術，形象的簡化達到形象的核心意義。」他認為，漫畫、動畫和卡通三者根本密不可分。
「漫畫是會心的微笑，最要緊是心靈溝通。動畫是故事和感情表達，要利用共鳴的方式去虛擬世界。而透過畫家畫出來的，就是卡通的世界。」周佳榮作為「漫畫痴」，深深認同漫畫不止是孩子的東西，它影響著男女老幼，其影響力小則滲透社群，大則遍及社會，甚至有凝聚國民的作用。
中國動漫，虎頭蛇尾？
中國動漫畫的源起，可追溯至明清兩代的板畫。曾組織「輔仁文社」的革命家，《南華早報》創辦人之一的謝纘泰，在報上刊載《時局圖》，描述19世紀中國的內憂外患，是中國第一幅時事畫。
後來，時事畫演變成諷刺畫，1900年出版的上海《潑克》和日本的《日本笨拙》，就是著名的諷刺漫畫雜誌。這些畫作又吸收了西方的畫風，轉變成為四格漫畫，在1925年左右，成為中國的連環圖畫。
不過，把中國漫畫藝術發揚光大，豐子愷可算是第一人。當時他從日本留學回國，受到葛飾北齋以及浮世繪影響，開始以毛筆繪製自己的畫作，表達對時局的看法，並將中國和日本的繪畫風格結合起來。
而在香港，《財叔正傳》、《神犬》也是一些曾在華人社會爭相傳閱的作品，周佳榮記得，那是伴著他那一代人成長的讀物，同代出現的老夫子，更是香港作為樸素華人社會，漸漸進入現代化時所面對的矛盾寫照。
時移勢易，香港人把這些畫作看成老土過氣，但現今中國社會改革開放，面對香港曾經驗的矛盾，這些漫畫重新在中國土地得到重視。
在動畫方面，1961年《大鬧天宮》可說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典動畫，除了因為它是中國首個自創的動畫以外，更對日本漫畫家手塚治虫有深遠影響。周佳榮記得，在手塚的個人自傳中，曾紀錄他為此棄醫從畫的經歷。可是在近年中國的動畫如1999年的《寶蓮燈》，甚至香港製作的《小倩》，都未能達到預期轟動效果，不復當年勇。
動漫文化 日本登峰造極
當然，要談動漫發展，自然不能忽略震撼人心的日本漫畫。周佳榮認為，從浮世繪開始，日本已發展出有特色的漫畫，無論畫人像或者畫景物，也有一定的成就。當中尤以葛飾北齋最具影響。
日本漫畫發展主要有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就是19世紀中傳統與西化的時期，繪畫以諷刺的時事題材為主，那時西方有一份名為《Punch》的漫畫書，即為《日本笨拙》，內容全是諷刺漫畫。
第二時期是20世紀前半葉，像《黃金咕盧》、《野狗二等兵》等很多時是宣傳日本軍國主義的工具。但在這個時期，最值得注意的是樺島勝一作品《阿正的冒險》，可說是東亞漫畫影響外國畫家的證據，當時日本更流行一種「阿正帽」。H.G. Herge把它改變成「歐洲版」《丁丁冒險記》後，阿正沒有戴帽，松鼠改成一隻狗，在西方變得洛陽紙貴。
這豈不是抄襲？周佳榮認為，創作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有時靈感不知從何而來，互相取材，不能一概視為抄襲。
日本漫畫第三時期，是戰後平成年代至今日，當中最大特色，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鮮明二重性，最早的代表作，自然是手塚的《小飛俠》。周佳榮記得小飛俠最初是女孩來的，可是出版社建議手塚把角色改成男孩。直至晚年，手塚仍表明他不喜歡這個角色，可算是一個不能以個人意願去進行藝術創作的例子。
後來日本相繼出現了《哥斯拉》、《鹹蛋超人》、《宇宙戰艦大和號》，全都很有日本色彩。
當代日本動畫界，最重要的人物是宮崎駿，他的動畫在今天仍具影響力，由《風之谷》和《天空之城》開始，他已打響了名堂。周佳榮最愛的是天空之城那些機械人。在一個廢棄的世界中，機械人仍為過時的工作默默耕耘，令他很有共鳴。
「漫畫最重要的是甚麼？那是代入感，你喜歡一樣事情總有理由，令你代入某個角色，成功的漫畫是會設計很多個角色，而令不同的人代入其中。」周佳榮說。
「宮崎駿的《再見螢火蟲》是一套談戰時經歷的動畫。中國人最失策的，是我們在八年抗戰中受盡艱辛，卻沒有動畫去反映那時的經歷和令人感動的事情。
日本民族為何能發揚動漫文化呢？周佳榮認為，這個民族強調延續性，比中國人更能保留傳統的東西。第二它有模仿性，更有很多文化重疊的現象。日本其實比任何民族更有危機感，因此也比其他國家更進取。在頻繁的火山爆發和地震下，他們感到這個世界不安全，因此經常有甚麼怪獸和超人等代入動畫。
香港，你起步沒有？
為何動漫在香港這麼受歡迎？周佳榮想，那是因為香港和日本有很相似的背景。兩者都是一個島，地方細小，面對強大的文化夾縫。「兩者都自詡為經濟大國和金融中心」，可是在保有這種地位之餘，他們也很怕落後於人，以記者的說法，都是「落後恐慌狂」，面對著全球的挑戰，都對前路感到認不清方向。
另一方面，香港和日本同樣有都市現代感，但兩地的市民往往希望在現代化以外，保留更多舊事舊物。在這種空間的轉變下，香港人既是空間的奴隸（住在細小的空間內），也是空間的主人（盡量利用空間的資源），在有限度的空間下，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但他們的創作力，又被現實所壓抑，結果香港人從中產生孤獨感，就算這個城市有再多的人，他們也感到孤獨。漫畫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它能填補缺憾，反映現實。
2005年香港就發生了周佳榮形容為「1905年日俄戰爭翻版，誰輸了也是香港賠」的動漫大戰──美動畫《超人特攻隊》對日動畫《哈爾移動城堡》，沒有斗篷的超人對魔法老太婆，兩個動畫的主角並不討好，有很強的顛覆性，在香港受到歡迎。香港人總算是後現代顛覆性的表表者，卻由港人創作的《史力加》，也是一個醜陋的角色。
動漫早已從虛擬世界入侵香港的現實社會，現在有不少品牌和機構，都找動漫角色作宣傳。甚至最近蝙蝠俠來港取景，受到注視，也顯示了香港是個容得下漫畫發展的地方。
在香港，動漫有著勃勃生機，可是香港現今社會環境，實在難以培育新一代的漫畫人才。從周佳榮展示的一些報道，記者得知原來一個資深的動漫畫設計師，只有約1萬元的收入，僅等同於一個大學畢業生的薪酬。周佳榮指，近年來的漫畫家只有兩條出路，一是創作自己的品牌角色，像麥嘜；或者到日本等「漫畫發達」國家，像李志清那樣學成歸來。
周佳榮記得，前特首董建華曾在施政報告中倡議發展漫畫創意工業，或許當時準備不足，未有太大成效，可是現在應是一個很好的時機。趁著創意工業的議題興起，漫畫應該在這個社會中得到更多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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