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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遠清
由於研究台灣文學，和許多作家打交道，由此認識了不少出版社的老闆。這十年來，我幾乎平均每年在台出一本繁體字書，大部分均是以書抵酬，少部分有象徵性的報酬。
二○○四年，經一位台灣詩人介紹，我和台北某社簽訂了一本談大陸文化現象的書的出版合同，版稅為百分之十，出書一年後付清。可過了三年，分文未付。我第一次打電話，該社老闆竟回答說 「忘記了！」第二次打電話是一位工作人員接的，回答說 「老闆出國了。」第三次再打，人去樓空，連續盲音，無人接聽。我感到這家出版社不守信用，便乘這次赴台之機去討「債」。經原介紹人指點，終於查到了這家出版社新的電話和地址，約好十月二日上午十時見面。
出版社新址在台灣大學附近。經過七繞八拐，終於在一個小巷裡找到了，其辦公地點竟是地下書庫。只見到處堆放著庫存書，一股霉味撲鼻而來。接待我的地點在倉庫外面的空地，大熱天連電扇、空調都沒有，且全場只有一位打工者。辦公條件如此差，我猜測他們未付酬原因是否經營不善，瀕臨破產？如是那樣，把實際情況告訴我，我會體諒他們「卻酬」的。接待我的人說：「我們還未破產，但的確連年虧本，一再搬家，現在只好寄居在這狹小的倉庫裡。你的書只賣了三百多本，按合同付你一萬零伍百元新台幣。」上次樣書只給我十本，我要求他們追加，便隨同版稅再奉送二冊。他說：「我社過去出的全部是宣揚中華文化的書。現在民進黨『去中國化』，均賣不出去，包括你的大著。我們已轉向，什麼《曹操評傳》、《朱元璋評傳》統統不做了，改為做軍事武器方面的書。」經他這一說，我對該社的遭遇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並對其處境深表同情。原聽說，台灣有不少出版社專宰大陸作者，看來這家出版社還不屬這種情況。我去台前，就曾接到武漢大學一位教授的電話，說他們在台灣出書受騙上當，對方不但沒給版稅，連樣書都不寄，只好托我幫其在台買樣書。
台灣的出版社多如牛毛。這裡實行的是「登記制」而非「審批制」，只要交少量的錢就可註冊開辦出版公司，而不似大陸出版社一律公營。如此輕而易舉辦出版，這就難免出現坑騙作者的「皮包公司」。但台灣出版商並非都是「海盜」，也有一些非常本分，視作者、讀者如衣食父母的出版家。如拙著《台灣當代新詩史》在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就碰到這樣一位貴人。
我原來與「文津」素無來往，是通過電郵投稿命中的。這家出版社也是頂著當局「去中國化」的壓力，專出宣揚中華文化的書，其中大陸作者是該社的主力軍。我發出電郵的第二天，就接到該社老闆邱先生的電話，說「你這本書我們要了。按慣例，版稅百分之十，印一千冊，結算方式為以賣出實際本數計算。樣書為十本。」我在電話裡討價還價，要求他版稅一次付清，他勉強答應了。我得寸進尺，要求樣書增加十本，他也欣然同意。接著是輪到他向我提條件：「我作了這樣大的讓步，你是否可作出相對回應，比如你這本書三年之內不得在大陸出簡體字本。」我說可否縮短為兩年，對方說這是死條件，無還價的餘地。理由是你的簡體字本到大陸一出版，馬上會「進軍」台灣。「大陸書比台版書便宜許多，那我的書就賣不動了。」他說得如此懇切，如此實際，我只能答應他。這次到台灣，我順便取校樣。只見「文津」十分尊重作者，隻字未改，而不似我十年前在南部一家出版社出書，竟要求我把「解放後」改為「淪陷後」，把「解放軍」改為「共軍」。對這些無理要求，我自然不會答應，可對方說：「解放軍的名詞在台版書中出現，會使人聯想到『解放台灣』。你要知道，我們在戒嚴初期因懼怕『八路軍』，連八路公共汽車都沒有的。現改為『共軍』，是我們這裡的習慣用語。這是中性名詞，『共匪』才是罵你們。」我說：「只能同意你將『一九四九年』改為『民國三十八年』，其餘最好尊重作者，不要亂改。」
台灣書商給大陸作者付版稅，不說外匯差價，單說郵寄費就貴得出奇。我想這次拿校樣順便帶回酬金，可書還未出版，實在不好意思開口。想不到邱老闆主動提出版稅由我親自帶回。對他這種「預支稿酬」做法，我在海內外出過二十多本書從未碰到過，因而十分感謝他。想不到付完一小疊面值一百元的簇新美鈔後，已過古稀之年的老闆又親自開車送我到賓館，這再一次使我感到血濃於水的兩岸同胞情。
入夜，由孟樊教授陪我們去看梁實秋故居。故居在台北市雲和街十一號，年久失修，破爛不堪，雜草叢生，道路狹窄，不似陽明山上的林語堂故居寬敞豪華，從外觀看簡直就像貧民窟，使人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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