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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在舊書攤淘得兩本書，一本是顧永棣的《徐志摩詩全編》，另一本是劉炎生著《徐志摩評傳》，讀後覺得很喜歡。價格便宜僅為其一，主要還是質量不錯，尤其在這「戲說歷史」橫行、「娛樂新聞」遍地的時代，浮躁氣早已無孔不入，下真功夫勾稽史料，發語中肯的學人少之又少。從舊書裡面，倒可以感受似乎已經遙遠的學術嚴肅氣息。
中國文學史上，文學家如海灘上的貝殼，大小不一，值得研究的頗多，徐志摩只是其中之一。徐志摩早夭，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因他搭乘的郵政班機失事，年僅35歲便去世了。他的死，除了給後人留下了巨大的痛苦和遺憾，也使後來者陷入深深的思索中。正如《徐志摩評傳》的作者劉炎生先生所言：「徐志摩悄悄地從中國詩壇飛走了。他留下了不少的詩文讓人們去品味，而他的浪漫人生的成敗得失和教訓也久久地令人深長思之！」細讀這些話語，如果僅以為所指是志摩的個人生活，則未必理解全部的含義。
《徐志摩詩全編》出版的年月是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徐志摩評傳》則是1995年出版的。時下，研究徐志摩的論著已算豐富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比現在要少許多。年紀輕一點的人對這位早夭的詩人能有比較全面的認識，《徐志摩詩全編》、《徐志摩評傳》等功不可沒。
志摩因飛機失事遇難時，曾牽動了許多人的心，據不完全統計，題寫輓聯、輓詩的人，至少有五、六十人之多。為了紀念徐志摩逝世，《晨報》副刊《學園》連續發表悼文，《新月》月刊第4卷第1期出版《志摩紀念號》，發表了陸小曼、胡適、周作人、郁達夫、梁實秋、楊振聲儲安平、何家槐、趙景深、張奚若等人的紀念文章。《詩刊》第4期也出版了《志摩紀念號》，刊登了方瑋德、陳夢家、梁鎮、朱湘等人的紀念文字。胡適在《追悼志摩》中動情地將志摩形容為「一片最可愛的雲彩」，稱「志摩走了，我們這個世界裡被他帶走了不少的雲彩」。志摩的好友林徽因女士評價志摩道：「志摩認真的詩情，絕不含有絲毫的嬌偽，他那種癡，那種孩子似的天真實能令人驚訝。」「志摩是個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人格裡最精華的卻是他對人的同情、和藹和優容」。今天我們讀了這些文字，至少想到博大的中國文學史不能不研究徐志摩。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茅盾先生在《現代》雜誌發表《徐志摩論》一文，認為「新詩人中間的志摩最可以注意。因為他的作品最足供我們研究」。這論斷足以說明志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性。
因此說，這兩本書雖顯出一點破舊，重讀不算浪費時間。多年來，我們有個不好的習慣，即善於把複雜的事物簡單化處理，簡略地把人分成不同類別，人為劃定研究領域。如果按此理論，處於非主流地位的志摩不是不配研究嗎？
近年舊疾未必全部去除了，又添新病——其一是戲說歷史，其二則是隨意褒貶歷史人物。倘若戲說讓人一看就是娛樂，沒有什麼害處。偏偏有些作品一本正經，把戲說混入嚴肅的史實當中，讓人真假莫辨。至於褒貶歷史，本是每個人面對歷史具有的權力，現在這個權力卻毫無節制，只要歷史人物成為他的傳主，就頌揚，就專揀光明的一面說事。其實面對歷史，我們只有實事求是地給人以評價權力，客觀研究他的失敗與成功。只有這樣，中國的文化才談得上繼承，才有今日的繁榮，文革曾把文化研究變成一片瓦礫場，還自視革命，後果只能加大自己與別人的距離。對歷史，我們要有敬畏感，隨心所欲，對前人，對後人都無益。
繁榮不是一句空話，要做很多切實的工作。因為一切結論只有研究了方有資格說出來。志摩的一首詩云：「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這首詩雖不指文化史的研究，卻可用於研究。面對後人，面對歷史，我們不會把人世間的東西帶走，我們只會像雲彩一般飄走。與其空空走，不如把詳細的研究材料留給後人，這樣可省卻他們很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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