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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濤
魯迅「直面人生」，也包括直面中國歷史。比如，他講中國社會有《水滸》氣。他在《流氓的變遷》中說，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這就是流氓的行為，《水滸》英雄「終於是奴才」。這裡的「流氓」，不單指街頭小痞子，而是廣義的「流民」、「遊民」。看來魯迅早已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另一方面，做出精當的分析。新近我讀到王學泰先生的大著《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同心出版社，二○○七年七月），覺得是一部難得的學術著作，內容豐富，見解深刻。更難得的是李慎之先生為之作序，序言也是力作。
讀了這部書，認識了中國社會的另一方面，也是中國文化的另一方面。這個另一方面很可怕，給我恐懼感。以前在小說上讀到某些內容，在這裡就融入這個系統裡去了。魯迅指出過「人吃人」的一面，但只是在象徵的意義上說的。這裡把這一切現實化了，成為遊民「戰鬥」中的行為，成為具體事件。朝廷官員是這樣殺人的，但是官書官史都諱言。而《水滸傳》裡則寫得血淋淋。第四十一回寫李逵用刀割黃文炳，邊割邊做燒烤吃，下酒。第四十六回寫楊雄殺潘巧雲，先割，再剖內臟。 真叫人看了難受，但同時也感受到我們文化的另一面。這是王學泰講的「遊民文化」。有的學者認為它是與儒家文化共存的一種文化，是民間的。儒家文化主要在廟堂，在朝廷與官府，在讀書人中。而遊民文化則屬於儒家大文化下的「小文化」。但是從影響方面看來，它在民間可能比儒家文化更深更廣，所以也更可怕。有個小故事，是這書裡舉的一例，此書內容和序言都特別講到這個小故事，所以我在這裡也想複述一下。說的是桃園三結義的故事。但是出處卻不在現在的《三國演義》裡，它是新發現的小說，是一九七三年在南通的一個古墓裡發現的，是明代成化年間出版的一本書，名為《花關索出身傳四種》的唱本，民間文學。後來的《三國演義》沒有採用這一故事，但當年一定流傳較廣。其故事說，當年關公與張飛結義之後，為了追隨劉備，無後顧之憂，就想各自殺了自己的全家。但是難以下手。怎麼辦呢？關、張二人就互助一下，你殺我的全家，我殺你的全家。於是就去殺，殺了幾十口。關公殺絕張飛全家，但張飛心稍軟，在殺關公全家時，卻留下了關公的妻子胡金定，後來生下了關索，產生一個關公認子的故事。且不說故事，只說這個殺全家的事件，足可見遊民意識可以強烈到什麼程度。互殺全家，要幹什麼呢？原來關、張二人看到劉備睡覺時，有蛇出入其鼻孔，斷定這是一位奇人，將來大有出息。如果追隨劉備，肯定能夠「發跡」，也就是當官發財，變得有出息。這就下定決心，殺自己的全家。當時民間所看到，所崇敬的英雄，就是如此。除「發跡」以外，一切都不在這種人的考慮之內。
時代到了今天，在我們社會裡當然極少有可能再搬演互殺全家的故事。但是，所謂的江湖氣（也就是《水滸》氣）仍在，結幫派，推「老大」，講義氣，喝血酒，動刀子，共圖「發跡」的心理和行為，在許多案件中可見。而已有事實，並未形成「案件」的，則更不知幾何。這種心理在官民之間互相影響，且出入官民之間。現在，我們要構建和諧社會，教育青年一代，反對腐敗，倡導廉潔公正和人性化，不能不從文化因素上考慮這一點。我想，這也是這一本書在當前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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