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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安迪學記之三
陳 玨
浦安迪先生的成名，雖始於三十年前《紅樓夢中的原型和寓意》的出版，但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普林斯頓學派」的成型，卻是以他的《明代小說四大奇書》（有三聯書店新印的沈亨壽的中譯本）在近二十年前問世為標誌的。在國際中國舊小說的研究界，這是一本「反潮流」，而又引導潮流的書。
這本厚厚的大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顛覆和刷新了五四以來胡適和魯迅植入到中國明代小說史中的一個最重要的預設，即：《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和《金瓶梅》章回小說「四大奇書」，源自於民間的通俗文化，為白話經典，乃是明代不識字或者識字不多的說書人和聽眾，通過長期的互動和積累的偉大創造。這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預設，徹底改變了傳統的「詩文正宗」和「說部小道」的觀念，成為知識界信奉的主流，貫串於二十世紀的各種文學史和小說史中，到了上世紀的末葉，則已經成為一種無人置疑、顛撲不破的「真理」。
與上述文學史主流的觀念不同，浦先生認為，明代的四大奇書，「與其說是在口傳文學基礎上的平民體創作，不如說是當時的一種特殊的文人創作，其中的顛峰之作更是出自於當時某些懷才不遇的高才文人—所謂『才子』—的手筆」。這並不是說，明代的四大奇書未大量從民間的通俗文化—比如說書—的口傳資料中吸取養料，「而只是要強調指出，這些作品的最後『寫定本』—即嘉靖和萬曆年間問世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金瓶梅詞話》和世德堂本《西遊記》—迥別於當時流行於世的通俗小說：從它們的刊刻始末，版式插圖、首尾貫通的結構、變化萬端的敘述口吻等等方面，一望而知那是與市井說書傳統天地懸殊的深奧文藝。」這種觀點，非常接近於明、清間文人的看法，真是六十年風水輪流轉，把顛倒的觀點又顛倒過來。然而，一切都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有全新的解讀。
這部大書，入乎「結構主義」之中，出乎「結構主義」之外，浦先生既認定「四大奇書」的諸「繁本」為文人才子書，其直入中心的焦點，則在修辭法。他認為，「奇書文體」的修辭法的中心，是所謂「虛擬的說書情境」。在此虛擬的通俗文化的情境中，文人通過詩、詞、曲、歌的引錄和插敘，雙關語和文字遊戲等等一系列修辭手法，操縱敘事的角度，用「曲筆」—亦即西方文論的「反諷」（irony）觀念——來作翻案的文章，新見迭出，而語多中肯。
眾所周知，有明一代，至嘉靖萬曆，社會的矛盾和思想的動盪，深入到士大夫階層心靈深處，故有王陽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心學」之流行。浦安迪先生認為，「四大奇書」並不是市井小民在茶餘飯後的聽書娛樂，而是以小說為形式，透露了士大夫階層對彌漫當時的宋明理學中「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的深切的思考和探討。他的結論是，這四部崛起於嘉靖萬曆間的奇書，整體回應了當時的文人對世風日下的憂患意識：《西遊記》乃「不正其心不誠其意」，《金瓶梅》為「不修其身不齊其家」，《水滸傳》係「不治其國」，而《三國演義》則是所謂「不平天下」。如此從明代思想史出發的翻案文章，中國的章回小說的研究史上，可遇而不可求也。
這本書中的觀點，當然會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但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中國舊小說研究界，作為一部劃時代的經典，卻是多數人認同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個人認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從某種意義說，它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這件藝術品，凝聚著創造它的藝術家從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的人生最好的一段時光的魅力。
為翻此案，浦先生寫這本書，心無二用，閉關十年，令人不由得想起今人王元化先生的做學問的名句中的境界—精思所積，荒徑漸開。又令人不由得想起明人魏良輔不下小樓，獨研昆腔的傳說。春去秋來，浦先生眼前所見是普林斯頓的杜鵑和楓葉，心中牽掛卻是嘉靖萬曆的塞北和江南，寫得筆底風煙四起，雲霞滿紙，一定要讀英文原版，才能領略其妙處。浦先生的英文風格，極有個性，喜用極長的句子，機鋒內蘊，九曲迴腸，讀來既是對你英文修養的考驗，又是一種極愉悅的感官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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