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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有時，別離有時，友情，就是一種緣份。
任 方
我是坐了八小時的火車，從東柏林到華沙的，那是1991年2月。到華沙站時是早上八點，漫天飄舞著雪花，寒冷的北風像刀子一樣在空氣中剪割著。
到華沙是因為要過境去莫斯科，在當地我們不認識一個人。冰天雪地，語言又不通，所以走出溫暖的火車車廂時就感覺步入了一派冰封的海洋。我們是抱著被風吹得很痛的腦袋頂著風雪掙扎著走進前蘇聯駐波蘭大使館的。
排了一個多小時的隊終於到了窗口，可是使館裡的工作人員一個也不講英文，更不要說中文，於是我們開始手語，可是我們使出了全身的勁兒，與簽證官員還是不能交流。在我們左右為難，一籌莫展的時候，人群中走出了一個身材中等，戴眼鏡，穿翻毛羊皮短衣的男子。他首先用很標準的英文問我們要做什麼，然後用很流利的俄語向簽證官陳述了我們的目的。
他穿著很地道的波蘭翻毛皮襖，看起來好像一個波蘭牧場主。可是對望他的時候，他那質地考究的金絲邊眼鏡和鏡片後眼神中透出的睿智讓我們再難以將他歸類。於是我們給他豎起拇指「多謝，你的英文太漂亮了」。他眨眨眼說：「噢，不客氣，我是美國人。」他叫Bradley，來自美國的威斯康星州，在華沙一個神職組織工作。
蘇聯簽證簽發需要一周時間，所以我們必須在華沙停留至少十天而不是我們計劃中的三天。Bradley然後又很耐心地給我們介紹了華沙好玩的景點，需要搭乘的車子。在我們帶著滿臉的感激和依然憂慮對新地方的懼怕和他告別時，他又非常慷慨地給我們抄下了他的電話號碼，「需要幫助的話，再跟我聯絡。」
在華沙的第一個晚上我們是在旅行社安排的酒店中度過的，100美元一晚，這個價格對於無論是當時的華沙或者是我們都可以算是天價，所以那個晚上睡的很不安然，一直在琢磨第二天怎麼去找便宜的酒店，我們是一句波蘭語都不會講，而且囊中拮据。
第二天跑了一整天都沒有什麼結果，於是夜幕降臨時我們硬著頭皮撥起了Bradley的電話。他好像已經把我們忘了，但稍作提醒後他又熱情而急切地問起情況。得知我們做了一天無用功後，他說「這樣吧，你們拿筆記一下我的地址，先到我家裡來吧。」換了兩趟車找到了他的住地，看了看剛進門的我們，他詫異地問「你們沒有行李嗎？」「有，我們寄存在昨天住的酒店裡。」他看了看錶說，「你們到酒店拿過來吧，不然寄存收費也蠻高的。」我們有些不解，他笑了笑說，「是這樣的，我明天要去基輔出差，大概四天才能回來。所以你們可以先在我這兒住四天。我回來後再幫你們找旅店。」
早上他要出門時，我們將自己的護照交給他，作為抵押以保證我們不損壞房間，不會跑掉。他笑了笑，眨眨眼說，「不用了，我不怕你們。」然後將護照交還我們就出門了。他坐飛機去了前蘇聯的基輔，要四天後回來，留下我們兩人在他家。我們認識還不足48小時。在Bradley家住的日子我總有在夢中的感覺，恍恍惚惚總不能相信現實中發生的事。只是Bradley兩次來電讓我們給他在書桌上找東西時才感覺到Bradley確實存在。
在華沙的日子因為有了Bradley的房子和他給畫的市區遊覽圖，我們過的很適意。每日竟還可以在自家的爐火上燒煮中國飯，甚至還有家的感覺。我們非常感激Bradley，所以在他回來的前一天給我們通知他第二天的行程和到家的時間時，我們告知他在家裡將有一桌豐盛的中國晚餐為他接風，他很歡快地表示接受，並問如果是豐盛的晚餐，他是否可以帶回一些朋友。
Bradley回來的時候帶來了五位朋友，有來自美國的Steven、有德國的Paula、有波蘭的Susan、Paul，還有蘇聯的Young，我們好像主人一樣迎接著每個人，晚餐有一整箱36聽德國啤酒（當時只在華沙的外匯商店用外幣可以買），兩隻燒雞，六張鬆軟的蔥油餅，還有我們用蒜泥拌的蒸茄子，辣椒絲醋溜的土豆絲，牛肉大蔥餃子……「客人們」看到桌上的擺設都歡呼了起來。
承襲中華的傳統敬酒，我們將第一杯酒獻給Bradley，然後告訴他中國習慣對最敬重的人敬上的第一杯酒是表示我們發自心底的感謝，我們將一口氣喝完一聽，以此表達感激的真純，但是他可以隨意。Bradley舉起酒杯，看著我們，又很自豪地環視了一圈朋友，竟然也乾了杯。
那個寂靜的華沙夜，窗外飄舞著雪花，房間裡來自世界五個國家的八個人每個人手握啤酒罐，大家都敞開了心扉，從地球的東談到地球的西，其時世界還依然存在著東、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陣營，波蘭與蘇聯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都處於崩潰和改革開放的邊沿，但我們都忘卻了自己的階級和政黨，大家來自一個家庭似的，各自將自己看到的發生在世界各個角落的故事都獻出來分享。而最讓我們神往和關注的還是友誼、仁愛這些在異國他鄉很容易擊敗人也更容易成就人性的話題。
我知道了那個對面坐著的很靦腆叫Young的小伙子是蘇聯人，Bradley七年前第一次去莫斯科，在地鐵裡遺失了地址後，幾小時內找不到可以交流的人幫助，感到非常絕望時，是Young這個同樣不會英文的蘇聯人將他領回他的家。Bradley說那個晚上莫斯科風雪交加，呼呼的北風將行人吹得滿地飛，他們兩個人出地鐵以後差不多是擁抱著走回了Young的公寓。在Young家裡呆的那個晚上，Bradley沒能和Young的祖母、弟弟、妹妹講一句話（他們全部不懂英文），但每個人臉上的微笑一直圍繞著他。Young的家人將幾乎是空的冰箱打開（蘇聯當時很貧困），拿出像石頭一樣硬的麵包和肉腸。他們沒有任何語言交流，大家坐在桌旁，圍著麵包和腸共進晚餐。誰都沒捨得吃一口麵包和肉腸，就喝玉米湯。但他們不斷地將麵包和腸推給Bradley。七年過去了，講起那段故事，晶瑩的淚珠依然閃爍在Bradley嘻笑的眼角。
Young的弟弟後來在Bradley的資助下去了美國學習。更神奇的是Young的弟弟在美國上學時幫到了以難民身份到美國的東德人Ban，而Ban的胞姐Paula就坐在我旁邊。她在華沙工作時無意中認識了Bradley，然後認識了Young，然後知道了她弟弟和Young的弟弟在美國的友誼……
無親無故，親上加親。
和Bradley告別是在一個亮麗的早晨，我們將乘火車前往莫斯科了。十天的時間，由於Bradley的幫助，華沙對於我們不再陌生。
到車站，Bradley幫我們將行李從車後背箱中拿出，然後擁抱告別。他叮囑說「到家後別忘了給我寫信。」然後他又補充說「不過我常居無定所，所以不要期待我的立即回覆。」晨曦下，他的眼鏡片上閃閃發光。他依舊穿著我們認識時的那件羊皮襖。
當時沒有e-mail，國際長途也只有十萬火急時才用，回國後我們給Bradley發了一封信（那時的信要走15天），沒有收到他的回音，漸漸地這段波蘭華爾茲存儲在記憶的數據庫裡了。再翻出這段記憶時，任何紙張的信息全失去了，只記得他叫Bradley，美國威斯康星州人，國際政治學士。
17年過去了，不知Bradley現在何方。我一直心存一個夢想：某一天在中國的地鐵或偏僻的大山中，Bradley迷路，當他一派無助時，我閃現在他的眼前，問一聲「Can I help you,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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