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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洪森
短暫的春節很快過完了。回鄉探親的農民工又要扛起行李，背井離鄉出遠門。他們中很多人結了婚有了孩子，孩子還小。還小的孩子是需要父母照看需要父母關愛的，可是為了養活孩子，為了孩子的學費，為了這該死的錢！錢！錢！他們卻不得不把孩子遺留在家裡，讓他們在沒有父愛沒有母愛的環境裡，像荒草一般成長。
據統計，父母出外打工，留守在家的孩子有兩千四百萬。父母有錢回家探親過年還是幸運的，有的孩子自從父母走了之後已經多年沒看到他們回來了，據媒體披露，有個女孩，三歲的時候母親過世，父親出外打工，如今她已經十一歲，八年過去了，父親沒回來過一次，因為路途太遠，父親收入太低，負擔不起這路費。她相信她父親即使見到她也不認識她了。可憐天下父母心，哪有做父母的不愛自己的孩子？可是他們不出門打工，就沒錢供孩子讀書甚至沒錢養活孩子，想養活孩子想有錢供他們讀書，就只有把他們拋棄在家裡。為什麼我們的生存環境給這些農民工提供的選擇是這麼殘酷這麼冷酷？你要活下去，你要改善你的生活，你要養活孩子，你要有錢為孩子付學費，你就只有硬起心腸，割捨對兒女之愛。
當然，比起從前，比起五十年前，社會已經大大進步了。那時候是不允許出門打工的，那時候餓死的人比現在留守在家裡的孩子還多。
可是我最覺得奇怪的是，無論是政治掛帥的計劃經濟還是如今金錢掛帥的市場經濟，誰想生存得好，都得付出心硬化的代價。前者的心硬化是要你出賣他人，後者的心硬化是要你割捨親情。這究竟是為什麼？這是怎樣的社會發展？
「爸爸，你什麼時候能帶我一起走呢？」
孩子在村口和父親告別的問話，問的不僅是父親，他們是在向我們這個社會提問，向政府提問。
假如憲法規定的九年制義務教育真正落實到每個孩子頭上，讓教育經費跟著孩子走；假如我們的制度給每個人提供了最低的生存保障；假如以吸納幫助農村人口在城市扎根安家，作為官員政績的考核標準，那麼有孩子的農民工最多出外一兩年就可以把孩子帶在身邊了。
而目前的現狀卻是，農民工在城市打了八年十年工，不但不能把孩子帶到城市來生活，有的甚至連回家的路費也付不起。經濟在發展，產量在不斷增加，具有消費能力的人群卻沒有相應增加，這種GDP的增長會是健康有效的增長嗎？難怪叫喊了十年的拉動內需，至今不見成效。
產品增長，產量增長，消費能力卻沒有相應增長，會導致什麼結果呢？美國已經有過前車之鑒。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美國經濟保持了連續十五年的高速增長，可是廣大工人卻沒有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在1929年股市崩盤、經濟大崩潰之前，美國工人負債家庭高達60%，推銷員為了把產品推銷給無錢購買的工人，只好採取賒賬制度，以寅吃卯糧方式掩蓋了產量和消費之間的嚴重不對稱，拖延了經濟危機的爆發，但是一旦連賒賬制度也維持不下去，資金循環的鏈條一斷裂，立即就造成雪崩式的反應。從此以後美國政府美國社會懂得了，社會是一個整體，光是產量增長，沒有消費人群的相應增長，只會是一時的虛假繁榮。這一前車之鑒告訴我們千萬不要再以我們擁有龐大的廉價勞動力沾沾自喜了，更不要被GDP數字的增長弄昏了頭腦，經濟是否健康有效的增長，最終還是取決於人均消費力的增長。所以，幫助農村人口在城市安家落戶，提高他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從根本上是幫助了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健康增長。
也許有人會質疑，政府哪裡來這麼多錢幫助農民工在城市安家呢？且不說政府財政收入每年以20%、30%的幅度增長。就拿地產開發來說，既然地方政府能給房地產謀取暴利大開方便之門，為什麼中央就不能制定一個逼迫地方政府興建廉租房的政策呢？如果規定地方政府只能以興建廉租房來交換商品房的開發，按照9：1，或者5：1的比例，讓商品房和廉租房同步發展，這不是既能發展了商品房又解決了窮苦人的居住問題嗎？
所以每年春運擁擠不堪、人滿為患，不僅僅是鐵路運輸力不足，另一方面還是只把農民工當作廉價勞動力，沒有幫助他們在城市扎根安家落戶造成的。
一代人為了養活孩子，為了賺到供孩子讀書的學費，只好把孩子扔在家裡，讓孩子孤苦伶仃的在沒有父愛沒有母愛，沒有家庭教育的環境裡長大，他長大了還得走他父母的老路到城市去謀生，如果城市繼續能提供他活命的飯碗，那麼這條路還可以延續下去。一旦經濟逆轉，城市無法再提供飯碗了，他們會怎麼樣？
據調查統計，兩千四百萬留守兒童，人格和心理有問題的高達30%。這兩千四百萬荒草般長大的兒童，只要5%長大後有反社會傾向成為罪犯，中國就得多製造關押一百二十萬犯人的監獄。
到底是主動採取基本福利措施，還是最後被迫拿錢出來造監獄，養更多的警察，就看我們這個社會是否明智，就看我們的政府是否有長遠打算了。
總而言之，未來的社會是和諧還是仇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留守兒童這個問題的回答：
「爸爸，你什麼時候帶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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