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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 路
最近，報刊頭條或社評幾乎都成為娛樂新聞的陣地，先有藝人淫照事件，後有「開心果」沈殿霞的離世，各有關人士都成為閃光燈的追蹤目標。
沈殿霞病逝後，從好友到高官到普通市民，無不感到惋惜，各大報刊都推出早就準備的特輯。縱然人們百般不捨，但正如哲人所言：「死去的人已經死了，留下來的人要想怎樣活下去。」想深一層，與其多番重複悼念一個人，不如看看這位開心果的一生，為我們香港人帶來甚麼啟示？
沈殿霞在1945年出生，1958年從滬來港。廣義來說，她也算是香港戰後嬰兒潮的一代產物。學者呂大樂在《香港四代人》一書中，把1945年至1965年出生的人定義為香港第一代人。
沈殿霞或者有點不同。她有半個童年在上海長大，見過海上花的繁華。當《歡樂今宵》給她一個「上海婆」的角色，她完全「合晒合尺」。文化人馬家輝在報章中形容沈殿霞「除了確實演得好，也因為現實生活裡確有類似的人物對照，1970年代的香港地，確是到處都有著這類上海婆。」
不過，她始終很香港。「就在抬頭揚頸的剎那，沈殿霞替香港家庭主婦的自立自強爭來了充分的『抗爭合法性』。」馬家輝如是說。
因此到她離開的一天，她都是香港人。
遺留感情 餘下回憶
在香港，人與物都流逝了，集體回憶這詞卻洶湧而來。
不少人都在報刊中為沈殿霞蓋棺定論——「她演出過的電影、電視劇集，大都反映出當時升斗市民的生活實況，為大家帶來集體回憶。」（《明報》）；「她為大家製造的歡笑，會深深留在每個人的腦海中，將成為港人的集體回憶。」（《AM730》）；「開心果那『又肥又輕盈』的身形、招牌的貓頭鷹髮型、粗框眼鏡與那把深入民心的響亮笑聲，雖是一去不返，卻早已被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滿滿承載。」（《商報》社評）
全部都用上集體回憶，先不論這種說法是否正確，但既然大家都爭說沈殿霞給我們很多回憶，究竟她為大家留下甚麼「印象」？
開心歡樂 終歸虛幻？
不用說，第一個當然是「開心果」。這個形象又和電視節目《歡樂今宵》脫不了關係。1967年《歡樂今宵》在無線啟播後第二天便出街，沈殿霞除了擔任司儀外，也曾扮演上海婆等「肥皂劇」角色，她尤其擅長直播節目主持的工作，與她是童星出生及與生俱來的演藝天份有關。我們總會記得她大情大性的個性，例如她在1996年籌款節目中，對著盧海鵬扮演的欣宜，就笑至失禁。
《歡樂今宵》最初是在晚上9:30合家歡時段播放，大部分的節慶慈善節目都在晚上進行。那是在一天結束前，一家人坐在電視機前，忘記一天的辛勞和壓力，對現實和變遷「視而不見」的時間。這種歡笑文化的「合家歡」消費模式，以「末日」（每一天最後階段）的微觀角度，暗暗呼應阿巴斯（Ackbar Abbas）所謂的「末世」（英國殖民地統治的最後日子）的宏觀理論。阿巴斯指，8、90年代的香港人，慣於「視而不見」（Dis-appearance），在英人所謂的自由開放的政策下，沉醉於追求歡樂與經濟的高度繁盛，把城市衰微和轉變（如九龍城寨）當作並不存在。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這種歡樂的幻象彷彿仍在，其實卻已逐漸流逝。《歡樂今宵》的停播、經濟結構性衰退、「天星」「皇后」引起的本土文化「空洞」問題、英國人利用土地壟斷造就股市和樓價「只升不跌」的幻影終告破滅等，暗示從開始到終結，都在注視肥姐與歡樂文化起跌的第1、2代香港人，已不能像董啟章筆下的「永盛街」，把玩以「空間」的變遷換取「歷史」的歡樂遊戲。他們得正視歷史與文化等「結構性」問題。
師奶形象 「家」的代表
沈殿霞離世後，另一為人討論的焦點在於她的愛情和婚姻經歷，傳媒都爭相追蹤前夫鄭少秋與其女兒欣宜。
有關鄭少秋的討論頗為可圈可點：在沈殿霞病重時，大家都關注他有沒有去探病，甚至把偷拍到鄭少秋和官晶華夫婦的「爭執」，解讀成「官晶華反對鄭少秋探視前妻」，營造成一個男人在新歡舊愛之間進退不得的境況，相當富有戲劇性。
的確，沈殿霞的熒幕形象，也是如此充滿「家」的色彩。無論在《富貴逼人》系列（1987-1992）或者《南北媽打》（1988）等電影，抑或《女人三十》（1979）、《美味天王》（1997），甚至《肥婆奶奶扭計媳》（2001）等電視劇，她是繼鄧碧雲後，最成功的「媽打」和「師奶」。
馬家輝認為，凡是被稱為師奶的女人，一生注定與家庭命運縛在一起，師奶與家庭的概念，在香港可說是二合為一。
如今，「最成功的的師奶」逝去了，我們的下一代將要在舊電影和舊電視劇中學習甚麼是師奶。正如文化人健吾所說，人們都在電視劇中認識日本甚至東京，以為那是很浪漫的地方。師奶亦如是，大家都是從媒體的印象中潛移默化或者誤讀。
這不難發現，原來傳媒追擊沈殿霞的「家人」，甚至電視台在黃金時段重複播放家庭為本的師奶劇，派出汪明荃主打《野蠻奶奶大戰戈師奶》，又或李司棋壓陣《溏心風暴》，都在努力填補沈殿霞病後的「出缺」，甚至食那第一代香港師奶收視的老本。
但這些師奶都已經「上樓」，不像同代香港師奶在屋邨打牌了。沈殿霞離開，帶走了那些收視，也把同代屋邨師奶的面貌與家庭價值都帶走。
擔心後代 呵護備至
一個家，沒有了「媽媽」，「爸爸」又不願多說，「女兒」就成為大家的聚焦。文化人林奕華打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就像小雞沒有了母雞在身邊，森林中馴良的鹿、羊、牛、貓頭鷹均會為牠有可能成為老虎、獅子、鱷魚噬咬的目標物而憂慮。」這種關注很辨證，大家都擔心遺孤，正面來說是香港人因為欣宜而「重拾良知」，從負面來看也許會被視為「假慈悲」。
欣宜在沈殿霞生前總是負面（惡搞）新聞的矛頭——先是小小年紀在《歡樂滿東華》唱歌讓人留下肥胖的負面印象，甚至在關於新一代孩子過胖的報道中不時成為例證，及後在瘦身真人show上和吳卓羲接吻，以投訴之多成為電視劇在廣管局遭投訴的先例，而她在加國認識男友，身形與磅數上落，總是成為小報和八卦周刊沒有題材的時候挪用的頭版材料。
或許正如林奕華的說法：沈殿霞病重以至身後，欣宜由「努力成為天鵝」的形象，搖身一變成為母親的「代言人」以至「承繼人」。八卦觀眾沒有在藝人的公開聲明中看見的眼淚，反而欣宜的聲明中都得到滿足。而欣宜那句「我會乖、爭氣」，也成為娛記們爭相採用的句子。
我們無可否認，欣宜是沈殿霞臨終時心中最大的牽掛。無獨有偶，欣宜與我們這群同代的孩子一樣，都在父母的過度期許中長大。他們的父母，即沈殿霞的同代（第一代戰後嬰兒）都曾在生活中吃夠了苦頭，難免擔心子女的不成熟，無法面對同樣的困難。沈殿霞也一樣，獨力養大女兒，擔心她往後的人生，於是生前就鋪排一切，為女兒留下一些財產，託孤般為女兒認下多位契爺契媽。
但人總會長大，父母不能永遠在子女身邊。肥肥的力量，又或者說，父母的力量，能一直照耀著孩子嗎？正如國際影星、被喻為美國第一性感男人的馬修麥康納在最近接受《花花公子》專訪時表示，他的母親在他17歲時扔他在澳州獨自鍛煉，他都可以在修路工、流浪、搬運工人的生活中，走出國際影星的路來。
我們都知道一個故事，孩子不懂獨立，即使你在他頸上環一個餅，他都會餓死。
別讓肥姐 背負沉重
集體回憶無形，它不是一些可觸可碰的旅遊紀念品；集體回憶無敘述，它不是簡單娓娓道來的事例與如數家珍的電視史；集體回憶是種種的解讀與誤讀，包含不同社群，有著多樣性的社群印象；集體回憶有延異（trace），它就像香港人最初把非典型肺炎視為疾病，後來歌頌成島民上下一心抗炎的戰功勳章。
成為集體記憶的，不是沈殿霞本身，而是她作為歡笑、家庭價值、後代等的典範，警示第1、2代的香港人，他們那個歡天喜地的日子漸漸過去。歡欣向前不再，必須反身處理歷史與文化的問題；家庭價值轉變，得接受後來的新的倫理價值；後代被過分寵愛，安排與管治背後要有更放手的相處方針。
完稿之時，沈殿霞已長眠於加國土地中，身旁散泛著鮮花的香氣。縱使她生前面對毫不留情的鎂光燈，與一系列人們附加的價值，去世以後終於在泥下得到半分寧靜。始終要一個女人負上集體回憶的名號，已然過分沉重。
「死去的人已經死了，留下來的人要想怎樣活下去。」生存的人需面對問題，不要把它留給安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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