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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李卓賢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清研寫樂評起家，我們不難在多份報紙雜誌上，看見他化音符為文字。
他中學時代投稿上了癮，後來放棄了成為設計師的童年夢想，成為音樂寫手，前《打口雜誌》主編。樂器，他沒學過幾種；懂得結他打鼓，卻不嫻熟。
「據說不能成為音樂家的人，才會成為評論家的。」記者一語未畢，就發現自己太冒失，而清研沒聽完，也先自笑起來了。
「我很喜歡音樂這個工業，希望參與其中，卻不一定要成為創作者。正如夾band，只要有興趣就行了。」
這就是所謂四十而不惑？清研自言到了一個任性的年齡，就要堅持自己喜好，透過不同的訪談和對話，把那些在樂壇默默耕耘的音樂人，介紹給那些聽完情歌以後，還要再聽的聽眾／讀者。
啊，原來人物訪問，也是一項期待收成的工作。
八字頭好年華
「八十年代真是一個好時代，也真的是音樂上的新時代，它如同樂壇上的『五四運動』，刻意地篩走古老僵硬的音樂文化，帶入大量西方音樂，令音樂圈子突然擴大，也令樂迷視野忽然擴大。慶幸，我長於那個年代！」
這是清研新作《音樂對話》其中一篇自述的文字。訪問時，他想也不想，就認定自己屬於八十年代。
那是矛盾的年代，談了多年的「本土意識」正是那時的產物，香港音樂正尋找自身出路。
「我正好成長於香港的Band潮，那時有達明一派和Beyond，早期一點，則在聽Simon & Garfunkel等黑膠唱片。」
他最初以繪畫為職志，很享受構圖下筆的快感，在設計學院畢業以後，當了一年的設計師。「可我這個人很『興趣小組』，做設計，要聽客戶需求解決問題，就算連大鐘是不是用羅馬數字也要看客戶，我唯一控制的，只有那個鐘面的線夠不夠圓。」
清研一直有定期看《第一線》、《音樂一周》等音樂雜誌的習慣，後來經常投稿《年青人周報》，純粹寫著覺得痛快。一年以後，因為一張圖片而找上編輯Chris Tong，才知道因為投稿未附聯絡，少收了一年的稿費。
和意義有關的事情
正因為這次際遇，Chris Tong建議他，既然有一年的寫作資歷了，不妨嘗試做訪問。
第一次做訪問的記者，都有不愉快或者羞愧的經驗，「首次訪問是個大笑話，訪問西方樂隊Depeche Mode，完全不知道訪問是怎麼一回事，不知道會有翻譯還是用英文。那天我問了很多很爛的和不應該問的問題，令整個訪問氣氛很尷尬。於是有一位行家說：我來幫你吧。他就接力和作者侃侃而談。」
不過對樂壇生態的興趣，讓清研繼續寫下夏韶聲、Secret Garden、喜多郎、西村由紀江等等多位音樂人的精彩訪問。
近年的被訪者中，讓他感到最大驚喜的是Dolores O'Riordan：「我一直聽她的歌長大，早年的王菲也受這位殿堂級的西方歌手影響。我一直以為她名成利就，一定感到快樂。原來在她最當紅的十幾年，雖然賺了很多錢，都不快樂，甚至感到跑Tour的十幾年間過得空白一片。」
「人生原來和成就無關，和錢銀無關，卻和意義有關。她後來跑去生孩子，一年生一個，好像生了五六個，才找到生命的滿足感。」
清研訪問Dolores的時候，正好是天水圍的社會問題浮面的一段日子，他不禁想，「天水圍十二師奶」雖沒名沒利，但為了孩子而付出的動機，頃刻間似乎和國際巨星同等起來了。
樂評？甚麼人看
訪問一點點累積下來，算是有收成，清研推出過音樂專訪集《清研音樂紀事》系列，與一本名為《三對高根鞋》的小說。
人家都叫清研不如再寫一本小說。但清研認為，小說在讀者看來，都是沒用的東西，消閒有很多選擇，不讀不會有損失。
這是不是代表沒人看，他就不寫作；又或者反過來說，他寫的訪問與樂評有人看？
「如果完完整整寫數萬字甚至十數萬字的小說，只得百多人看，那又何必？我自己就很喜歡聽外國的音樂，《清研音樂紀事2》就是以訪問外國音樂人為主。但就算你訪問Duran Duran，談Beatles，在香港人眼裡都是過眼雲煙，好像沒甚麼用處。」
記者忽然想起西西小說《我城》裡面的邏輯──沒有人讀小說，又不是小說的錯；同樣道理，沒有人看西方歌手訪問，也不是西方歌手的錯。
是以清研在新作《音樂對話》中，未有收錄近年為外國歌手做的訪問，只把他們那些精警話語，留在書後可憐兮兮的一角。
「訪問在雜誌做了，那一刻很有用，但在兩年後出書，卻感到沒必要了。」
不是有人說，香港沒有自己的音樂，大多從外國汲取養分嗎？既然息息相關，為甚麼反倒沒有人看外國歌手訪問了？
「看和聽兩者有很大分別。況且外國音樂影響香港音樂，大多要通過日本風行，才能來到香港。」
「試看美國Bill Board流行榜，十大裡面頭兩三個名字，在香港聽也沒聽過。美國人聽的是Rock、Country Music，要不然就是Celine Dion，三者香港不受落，反而英國的小品、PUNK，因為搖得較勁，香港受落一點。」清研說。
任性是時候
我忽然對清研聽的音樂感興趣。他在袋中掏出手機，還有一個大型耳筒。是我的話，死也不會用這種誇張的聽筒。
「聽歌要享受器材和氣氛，不用太理會世俗的目光。」他彷彿在說服記者也買這種大部頭。
今天，我們隨手都可以找到一部數GB至數十GB的音樂器材，大容量是下載音樂的誘惑。不過清研的喜好比較特別。
「我支持那歌手，會買他們的唱片，然後才放進手機。我曾經試過放一些不太喜歡的音樂，可是放一程車以後就Delete了。」
我嘗試看清研的手機，那張音樂的list全都是一些陌生的名字：澳洲的Caberano Kate、小號爵士樂歌手Jeremy Davenport、樂隊Japan的Mick Karn、結他手兼製作人Robert Fripp……
「聽音樂是一種孤立的狀態，自己聽自己的Favourite List，在網上找，在Youtube找，整個過程都孤獨。」
不一定的，我的朋友經常把他們喜愛的歌曲傳給我，過後還不忘問一句：你聽了沒有？
「我個人反而不是這樣。我認識的東西很多都不是朋友需要的。其中一位朋友都是聽音樂，他聽得愈來愈Punk，我卻愈來愈Jazz。喜好非常不同，就算看演唱會，都會找自己的口味。」
清研也愈來愈相信自己應做自己喜愛的。《音樂對話》是他想出的書；做HIFI雜誌編輯，也是自己喜歡拿著咪高峰左穿右插；書似乎不會再出了，因為香港音樂人差不多都訪遍了；最想參與唱片的製作，轉一個一直躍躍欲試的位置。
當然，我們仍可讀到他的訪問，於清研來說，那是最有意義的事情，始於那最有意義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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