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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放
被毛姆譽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小說家」的巴爾札克，曾經這麼描述藝術家：「某個晚上，走在街心，或清晨初起，或狂飲作樂之際，一團火燄突然觸及你的腦門、你的雙手、你的舌；頓時，喚醒了一整套意念。從這些意念的滋長和醞釀中，誕生了顯露匕首的悲劇、富於色彩的畫幅、線條分明的雕塑、風趣橫溢的喜劇……熔爐中火光閃閃，這是藝術家在勞動、在孤獨中展現無窮的寶藏……」靈感在文學圈理應平常，但是否只是自溺而乏味的狂想？是否具有視野的高度？這已逐漸成為廿一世紀的課題。有人泛道德化的侈言終極關懷，我個人卻覺得並非如此：白先勇悲憫，張愛玲卻寡情，使他們脫穎而出的是下筆透視時的深廣。
以上是符立中為高行健帶著《山海經傳》劇本再度赴台而寫的「支節」。我卻想起戴天關於「專欄作家」的故事。故事精簡，寓意深遠：小的時候，在海邊的沙灘上，他堆了一個夢想的城市。沙灘，就是他的專欄。城市，就是他的創作。
成年以後，他以為可以放生殖器的地方，就是他的天地了。於是他追逐女色。
他創造了一些東西。更多的時候，徒勞無功。
最後，某一天，他帶著一身衣服，洗了一個澡，也許會塗一點油彩，跑去躺在一個地方，叫做棺材。這也是他最後的一篇文章。
以上的故事，並不值得特別惋惜。我們要明白，古代、中古、近季，每個國族總有幾許精明的人，所謂高尚其事的人，在朝的、在野的、朝野渾然的，結成有形無形的集團。他們那有形無形的集團裡的成員，往往本身就是藝術家，先從成員間互相認同認知開始，再擴大到集團之外，再拓大到別國別族的集團，再拓大到偶然發現的某個人身上，成功的藝術就此定位。
世上有「成功的藝術」套上「文學」，有成功的文學而欠運的作家，那只好留待死後大放光明。不走運、倒楣、交惡運，是從事文學須有的準備，做專欄作家也要有對生活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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