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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花渡》
羅菁
要追輓一個消逝的時空，假設50、60年代的香港，小說該用什麼敘事方式來表現？
這個問題牽涉到作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像鍾偉民的《花渡》選擇了順敘式，加上插敘的回憶與夢境。地點是澳門──夾了一點葡國，時間則是上一世紀的40至80年代。這個時空設定，反映了兩重的價值意義：一是史詩式的美好與穩定，二是人物的命運轇轕相繫，排除了其他人物介入的可能。兩者都指向一個密封的、宿命的時空。
將「傷心城市」抹上彩虹
作者緬懷童年的澳門，將這個「傷心城市」抹上彩虹。雖然它以墳場為核心，但墳場中心又有教堂，哀樂相連，色相繽紛。雖然那個時空也發生打劫金舖的罪案，又有兩大茶會的爭鬥，但打劫金舖的最後遁入佛門，茶會的爭鬥只是插科打諢。
書中盡寫半島的風情：尾生與姚溟懷舊，與小瀾私會，看天地枯成熟黃色處，都是山頂燈塔；女主角若鰈的藍房子，門前種著刺桐，都既美麗、又哀愁。釋囚暴龍住的房子，門紅草綠，春意倒是熱鬧。那時，半島因為小，人情味勝於法規：神父讓小學生坐登陸艇旅行，消防隊和警察隊每年比足球；修女視養女如己出；電燈局長為迷路的小孤女，讓全島的路燈閃動五分鐘。美麗如此，溫藹如斯，這是給水手依皈的水岸，旅人回歸的故鄉。這個世界，隔著距離，不可能把過去全面呈現，精挑細選下，總帶點烏托邦的況味。
賦予角色豐富的內心世界
因著懷念，作者把其中的人物，變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家，與當今時空的讀者，距離拉遠。例如當警察的，當然要以拔槍為英雄的標記；身為澳門警察，主角尾生當警察樂隊鼓手的時間居多。他當然不是什麼大英雄或典範人物──這是我們這個太平時代的局限，但是尾生懂得反思自己的鼓聲無論怎樣精確，也不可能跟五代、十國的戰鼓相呼應，在「出遊」的喧囂裡，他的鼓聲和槍聲：「篷」與「砰」，就像愛和恨一樣，是一組和弦，沒有分野。最後他看破了：「幽蘭，可以生於空谷；天籟，幹嘛不能在聾瞢的人間演奏？」作者賦予他的角色豐富的內心世界，將一個平凡的鼓手拔高，竟高及詩人、藝術家、思想家。就是進賭場的修女，作者也賦予她救人的使命，讓她搖身變為風塵俠女，以凜然鎮住邪氣。配生存在烏托邦中，只有浪漫的人物，壞人如「悍匪」也只有悔改，才能歸化入籍。
故事由若鰈出逃葡國開始，把她的私生女兒阿鰜交由鄰居尾生領養。如此，順敘的骨幹上，花開兩枝：一是愛情線，夾著回憶的插敘，尾生因初戀情人趙小瀾和他的好友姚溟結婚，不得不轉而偷窺和小瀾長得很相似的若鰈，愛不得之苦，最後轉到長成少女的阿鰜身上。另一條是偵探推理線，由尾生追查的案件展開，順藤摸瓜，找出3個相關的疑犯。最後兩枝會合，其中一個疑犯就是若鰈的胞兄，也就是阿鰜的父親。這些人物在線性的敘事骨幹上攀沿，其他人物若不沿尾生的敘事線，便不能寄生。
史詩式的場景，浪漫的人物，和線性的敘事方式，都有其排斥性。藉此，作者封鎖了這個小說世界，好統治他的烏托邦。可是，過了那條村，就沒那個店，韶光暗轉，風光殊異。那個澳門，無論如何叫人嚮往，正如張愛玲說的：我們是回不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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