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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肯定溫州個私經濟的新聞報道和評論員文章。
溫州被譽為中國私營企業的麥加聖地的時候，各種非議和阻礙也接踵而至。
家庭企業激增 當局不安
其實早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溫州民間的個體和私營經濟萌芽就已經出現。當時在離溫州市區40多公里的一個叫柳市的小鎮上，活躍著近50家生產低壓電器的家庭企業。到了1981年，柳市生產低壓電器的家庭企業達到了300多家，3年後又猛增至1,000多家，從業人員超過5萬人，供銷人員多達1萬多人。
這一切，使習慣了計劃經濟的溫州當局忐忑不安。1980年7月，一份關於個體工商戶進行全面整頓登記發證工作的報告上的「注意事項」寫著：近年來個體工商業中出現了合夥經營、家庭經營、設舖面、帶學徒等新情況，私人合資經營，既不屬於個體經濟，更不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要加以正確引導，逐步組織為街道集體企業。
割「毒瘤」經濟 指標下滑
1981年8月，此前為浙江副省長的袁芳烈就任溫州市委書記，他到溫州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治亂」，要把溫州的「資本主義尾巴」徹底割掉。袁決定迅速掀起一場運動，摧毀「猖狂滋長」的私有化「毒瘤」。
1982年的春天，當年柳市的「電器大王」、「郵電大王」、「目錄大王」、「舊貨大王」、「機電大王」等「八大王」被定以「投機倒把罪」。
「八大王」被捕之後，溫州主要經濟指標一路下滑。1980年溫州第二產業發展速度為31.5%，1981年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為-1.7%。溫州官員們不得不重新正視溫州人多地少的現實，畢竟，吃飯問題遠比政治重要。1982年12月16日，溫州召開了一場被稱為「紅色會議」的專業戶、重點戶代表表彰大會，市領導給171戶「復辟典型」、「尾巴」代表授獎表彰，這簡直就像一個黑色幽默。
到了1984年的春天，袁芳烈親自為「八大王」平反。
1985年5月，《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登溫州的文章 —《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並首次提出經濟學家所稱的「溫州模式」。1986年7月，《人民日報》也刊登專稿，肯定溫州發展家庭工商業的基本經驗，並發表評論員文章《「惟實」才有發展—溫州發展家庭工商業的啟示》。
「姓社姓資」溫州變晴雨表
但好景不長，1989年後，「私營經濟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經濟基礎」的觀點又佔據了上風，溫州再次陷入了迷惑、惶恐之中，姓資姓社之辯甚囂塵上，而當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步態是「左右」為難，以至國務院研究室奉命三下溫州，搞清楚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到底姓社還是姓資。
1989年6月，全國政協七屆二次會議上有人提案說，溫州市自開闢為試驗區以來，其優點為城鄉工商業發展，經濟繁榮，就業增加，但帶來資本主義影響也十分嚴重，造成民間貧富懸殊……
1989年9月21日，浙江省1105信箱吳金侯致信中央領導：「溫州模式實為資本主義模式，某些方面比資本主義還無法無天」，最後一節寫道：「請中央領導同志派得力要員，把溫州重新引導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南巡講話」令民企安心
1991年5月，溫州一位離休幹部致信《人民日報》社，揭發溫州的私營老闆如何「耀武揚威」，以及僱工們如何的毫無保障，並且還能列舉不少事實來證明他的揭發不是虛妄之辭。7月，國務院研究室再次派人南下溫州，進行為期十天的調查，寫出了《對溫州個體私營經濟的考察報告》。報告說：溫州個體私營經濟的實際比重，比統計資料明顯偏高，對個體、私營經濟只講「放」，不講管理引導是不行的。如果任其消極面的發展，我們的社會就不能安定……
溫州的私營經濟，一時間成了中國政治風向最敏感的晴雨表。溫州人不得不驚惶中度日，在焦灼中等待中央給一個「說法」。這種現象，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才得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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