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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中行（右一）1946年與家人合照。 （網絡圖片）
吳潤凱
友人遊經金陵，贈我張中行的「負暄三書」（《負暄瑣話》、《負暄續話》、《負暄三話》），說：閑來可讀。這成為我品讀《負暄瑣話》的機緣。
記得《韓詩外傳》有載：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向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這則婦人亡簪的故事，每次讀來都覺意味深長，頗有禪家風味。婦人的悲哀實質上指向的是人之常情，事物可以更替遺失，而心中難免念念不忘。張中行晚年也是因為「不忘」的緣故，所以執筆寫下了許多憶舊文章。對他而言，「知識已成為老生常談，無可吟味，旋轉在心裡的常是傷逝之情」，「似乎可做的只有早春晚秋，坐在向陽的籬下，同也坐在籬下的老朽們，或年不老而願意聽聽舊事的人們，談談記憶中的一些影子」。
張老畢竟是老民國、老北大，經歷與情感所繫，遠非紙上得來所能比擬。因此，信筆寫出，娓娓道來，俱是「原典」，亦成經典。此後有心研治民國掌故的袞袞諸公，便只能對此作些傳、注、疏、釋，抑或考據辨析的工作了。
張老早年負笈北大，廣聞博學，與民國學界淵源甚深，跟學界諸多名流也是亦師亦友。章太炎、黃晦聞、馬一浮、熊十力、朱自清、劉半農、劉文典等等，在他筆下，都有一番不凡風貌，學識也好，性情也罷，均能點到為止，切中要害。比如他寫周作人，就以「大事糊塗，小事不糊塗」恰到好處地評價其一生。張老是周作人的學生，他對其在抗戰中失節出任偽職，深感遺憾，但並不避嫌，亦不為尊者諱，仍然強調這是周一生不能抹去的污點，所謂大行有虧是也。周作為當時學界的頭面人物，自然是日軍加以利用的重點對象，他既不願南下避敵，至少應該閉門卻敵，然而他卻開門迎敵，成為日軍文化侵略的一枚棋子。日軍借此大打其亞洲共榮牌，為其侵略行徑找到了辯說與粉飾的途徑。正如張老所言，周投敵表態的是一個人，蘊涵的意義卻不只一個人。不管周的苦衷與理想何在，從結果上看，這一抉擇已經堵住了他自己以及試圖為其辯護者的嘴巴。
但張老也沒有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而是區別對待，將周作人的「小事」與「大事」（節操）分開記述，肯定了他的學問文章與為人處世。聯想到許多愛讀苦雨齋小品的學者死守「文如其人」的成見，對周的投敵百般辯解，我更覺得張老此處大、小分述不愧是勝人一籌，更是使問題迎刃而解的良方了。從這一區分之中，也能見出作者深具史家臧否人物的智慧。
縱觀《負暄瑣話》，張老雖然始終處於出神的憶舊狀態，那些過去的人事，也都成為親切的懷戀，但他並沒有一味讓情感凌駕於理性之上，而是回歸當時情境，秉持公正的評價理念來月旦人物，品評歷史。他批評周作人投敵，也不是一味苛求；他注意到了周的日本情結，注意到了周的性情由激昂而平和乃至消沉。更重要的，似乎為了表明知識分子留守淪陷區而保全節操的可能性，他寫了《馬幼漁》。與周作人相比，馬幼漁可謂「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據張老所講，馬早年亦留學日本，師從章太炎，後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但當時的中文系學生對他卻不甚尊敬，說他僅學得章太炎的糊塗。就是這樣一位糊塗先生，卻在北京淪陷後，去信勸阻周作人出山投敵。他自己也因年近花甲，而留在淪陷區，隱姓埋名，耐住了寂寞；甚至有人請他寫字留作紀念，他卻說：「真對不起，現在國土淪陷，我忍辱偷生，絕不能寫什麼。將來國土光復，我一定報答你，叫我寫什麼我寫什麼，叫我寫多少我寫多少。」他言行一致，閉門讀書，拒絕走周作人的路。
讓張老痛惜的是，馬幼漁並未捱到國土光復就下世了。民國的那些人、那些事，在1945年之前，就已經開始凋零飄散了。等到作者在1980年代提筆記下吉光片羽之時，又是三十多年過去，其間人事變易何其劇烈，那個時代已然煙消雲散。
幸好，文字是進入歷史的一條捷徑。斯人已逝，而遺風猶存，這中間的延續傳承，便多虧了文字的功用。讀《世說新語》而能想見魏晉幾代士人的風貌，縱然時空窅遠，一切堅固的東西均已蕩然無存，但憑藉劉義慶的似水文字，我們猶能構建一千多年前的思想世界。我想，張中行的文字敘述之所以迷人，就因為他為舊時人事保留了鮮活記錄，即使周作人、馬幼漁等人連同民國的大學校園、文化生活均已如夢無痕，但還能透過文字的窗口，窺見斯人、斯事的背影。
文字又是很玄的東西，介於物質與非物質之間。它既需要紙墨的媒介承載，又能在筆下紙上預設了情境的虛虛實實。讀《負暄瑣話》，舊人往事，若有所見，卻確未能見，只能在文字的織錦機下，想像往昔的每一次華麗轉身。
於是，向陽籬下的瑣話，餘韻悠長，直至日落，餘溫猶在。一旦植入記憶，只能念茲在茲。若有所失，卻又無所失，只是悲從中來。「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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