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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荃猷與丈夫王世襄1945年合影。資料圖片
王 辛
客居香港，有幸參觀過一次在中央圖書館舉辦的紀念孔子剪紙展覽。孔子紀念活動各種都有，惟以剪紙形式記述孔子者，尚未有所聞。或許因此，那天參觀者眾，展覽也確實很精彩。只是，我在參觀過程中，不由得一路都在念想另一位剪紙（刻紙）大家，文物專家王世襄先生的夫人袁荃猷。我想，以她那樣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逸興遄飛的創造力，要是有機會做這種題材的刻紙，該會有多少得心應手之作！
我與袁先生只見過幾次面，但卻留下永遠難忘的記憶。那是二○○三年夏天，肆虐京城的「非典」剛過，我就登堂入室，採訪王世襄先生。記得第一次登門，只見偌大的客廳到處堆滿書籍資料，王、袁二老的坐椅擠放在當中，王老端坐其上，活似坐擁書城。
是「髹飾」不是「髹漆」
那天看到的袁先生，已經顯得衰老，佝僂著背，艱難地在室內被一堆堆書籍隔成的「小道」間移步。不過，我很快發現，袁先生雖然貌似衰老，精氣神可絕對不差。她耳目極佳，眼睛甚至可以說目光炯炯，非常有神，是她老人家整體形象中最有神采的一部分。當我與王老談話時，她坐在離我們足有兩米遠、靠近廚房的一張長條桌旁，似乎一邊在做著什麼一邊在聽。談到王世襄關於漆器的專著《髹飾錄解說》，我誤將「髹飾錄」讀成「髹漆錄」，她反應極快，馬上糾正說：「是『髹飾』，不是『髹漆』！」
那天天熱，談話之間，袁先生端出她親手做的酸梅湯給我喝。一嘗，味道極佳，就順口說出：「可惜做起來太麻煩。」一口京腔的袁先生立馬「反駁」：「好吃還能嫌麻煩！」快人快語的風格盡顯。
最後一次去，袁先生將她的新作《游刃集》贈送給我。題字的時候，八十多歲的她不戴眼鏡，筆不顫，手不抖，飛快地在扉頁寫下「王辛先生惠存」，令我受之有愧！
與王世襄相濡以沫
王、袁二位先生的才藝、學問了得，已是譽滿中外，不必我輩多言。而我最感佩兩位先生的，是他們在逆境中自珍自強的操守和熱愛生活的勁頭。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長達三十年，王世襄先生經歷了「三反」冤獄、故宮除名、「反右」戴帽、「文革」衝擊等種種打擊。他在其著作《自珍集》序言裡有一段話，是這樣寫的：「大凡受極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尋短見，可能鋌而走險，罪名同為『自絕於人民』，故萬萬不可。我則與荃猷相濡以沫，共同決定堅守自珍。自珍者，更加嚴於律己，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僅此雖可獨善其身，卻無補於世，終將虛度此生。故更當平心靜氣，不卑不亢，對一己作客觀之剖析，以期發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當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確之理解與承認……」我第一次讀到這段話，是在北京三聯書店，當時非常感動，故決意去拜訪這兩位令我敬佩的老人。
改革開放以後，王世襄幾十年的積累一發而不可收。他研究的古典傢具、漆器、木刻等等皆成大作，多達三十幾種。其中《明式傢具珍賞》先後有中、英、法、德等九個版本問世；他的自選集《錦灰堆》一年多內再版五次，海內外評價極高。而袁先生一直是他的得力助手，王老各色著作中的精美插圖都是她一手繪製。不過，最為人知的是她為王世襄八十壽辰精心設計、刻製的刻紙《大樹圖》，圖中巧妙地概括了王世襄一生的各項成就，立意之雋永、構圖之巧妙，讓人歎為觀止。也因這幅《大樹圖》，令識者力邀袁先生出版一本刻紙集，即《游刃集》。那年，袁先生已八十高齡。
後來我得知，袁先生是王世襄在燕京大學時的學妹，出身詩書世家，擅長繪畫，精通古琴，和王世襄一樣，也是多才多藝之人物，刻紙只是她十八般武藝中的一種罷了。而為了這本《游刃集》，她「老發少年狂」，連整理帶新作，每天廢寢忘食，加緊趕製，忙得經常以方便麵、冷凍食品果腹。如此整整一年半，終成正果。
在我來看，《游刃集》六百多幅各種題材的刻紙固然讓人大開眼界，而令我每每感歎沉思的，是袁先生樸實無華、發自內心的「前言後語」（自序與後記），以及那些充滿生活樂趣卻也道出歷史滄桑的圖案說明。細讀這些文字，你才能體味這部《游刃集》的特殊光彩。
老發少年狂
就說花草這一部分，一百多幅圖案，幾乎每幅都有一段動人的故事。如小小金銀花，袁先生刻製出五種美妙圖案，她寫道：「金銀花，新條出芽，對生花苞，一旦開放，極似舞者美妙手姿。其中有七十年代在團泊窪幹校，傍晚收工，途經鄰隊花柵，摘得一小枝，反覆寫生。今據畫稿刻製。」實際上《游刃集》中的許多花卉人物，都是根據她的畫稿刻製。從她多年來的畫稿（速寫本）可見，袁、王兩位即使身處逆境，也隨時以捕捉生活之美為樂事，田間一株蘑菇，地裡一棵白菜，乃至常吃的香菜、芥菜，在袁先生的眼裡，都「恰如朵朵鮮花」。
又如文物刻紙，在《游刃集》中也成一大特色。袁先生長期在中國音樂研究所工作，如她在《游刃集》自序中所說，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經常被一些古代文物精美的造型和絢麗的圖像所感染，「歡喜讚歎，不能自已」，於是「往往會情不自禁地去勾描、記錄」，積累下來的畫稿不計其數。
《游刃集》最後一幅圖案，是特意選用齊白石所畫一隻題為「和平」的鴿子刻製而成。袁先生說，她要以此表達對美好祖國、美好地球、美好的一切生靈萬物永享和平的祝願。並且，她盼望自己「眼仍明，手仍健，還能再作些喜孜孜、活潑潑的刻紙，使精神仍常在最美好的圖像中昇華。」
然而，遺憾的是，《游刃集》問世後一年多，二○○三年秋天，我印象中精氣神那麼足的袁先生，竟溘然仙逝了！離我最後一次見到她，僅時隔兩個月。
我不忍詳詢袁老的病況，但心裡想，是太勞累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王袁二老猶如重獲新生，一心爭分奪秒，要把失去的三十年補回來，把他們的成果盡所能地奉獻出來，留給後人。長時期超負荷、只爭朝夕地運轉，尤其是最後《游刃集》的完成，袁先生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值得一提的，也是在二○○三年秋天，王世襄榮獲世界著名文化獎項之一的荷蘭克勞斯親王最高榮譽獎。該獎每年頒發一次，最高榮譽獎一人，榮譽獎十人，王世襄是獲此殊榮的第一位中國人。王老告訴我，袁先生當時已重病在床，獲此佳訊，竟與他不約而同地提出，要把全部獎金十萬歐元捐獻給希望工程，建立一所「中國—荷蘭友好小學」。
袁先生的願望當然實現了。王老說，她走的時候很平靜，很滿足。而今，每當我靜靜地翻開《游刃集》，細細地欣賞每一幅圖案，所感到的美妙、歡喜，所引起的沉思、遐想，以及對袁先生深深的懷念和敬意，又怎能用手中這樣一支拙筆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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