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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小島
早前，香港無線電視推出的系列紀錄片《了解．關懷．一百萬人的故事》，曾引起坊間不少的討論甚至爭執。
無論觀眾是同情、震驚於香港本地的貧窮現實，抑或不滿、批評煽情的製作手法，以及藝人做主持的方式等，其實正正觸及了貧窮問題的關鍵之一：到底我們要如何認識貧窮？對貧窮又應抱有何種態度？今年十月，最低工資制度的設立與否便能揭曉，因而這幾個月來，有關工資保障運動的話題也一直是城中熱點。
記者特意請來兩位專業人士：香港樂施會總裁施日莊（Mr. John Sayer）和分管香港項目的統籌胡文龍，分享他們「助人自助，對抗貧窮」的工作理念。「貧窮不是因為懶惰，貧窮也不是恥辱，而是社會不公平的表現。」胡文龍說。
惡性循環三角形
「香港是一個經濟發達地區，和內地那些偏遠落後地方相比，它的貧窮問題只能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在香港樂施會從事近三十年扶貧和發展工作的英國人施日莊，從70年代末開始，就關注和參與了內地西南部不少貧困農村地區的考察和建設，道出了本地貧困問題的性質。
「但是，香港的貧富差距也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它既有佔總人口四分之一的擁有百萬美元的富有群體，也有四分之一的人群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他們包括老年人、殘障人士、少數族裔、新移民等，而我們卻沒能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支援，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最弔詭的，是過去一般人所認為的「多勞多得」、「勤力改變生活」的觀念，在今時今日，已經不再適用於所有的情況，特別是低薪人士，往往陷入了一個「失業、綜援、低薪就業」所構築的三角形中，進入惡性循環。這並不是記者提出的觀點。胡文龍早在95年，就和幾位社會學學者如呂大樂、黃洪等注意到了由文化、經濟結構的轉變對傳統職業工人產生的影響，他稱之為「去權化」（disempowerment）。
「原本一些可以自足的工作比如銅管工、裁縫，甚至師傅等都慢慢被邊緣化，主要的表現是，他們肯幹活，卻仍然很窮；又或者以前做的是長工，現在只能打散工。」這部分人，胡文龍說，從中老年擴大到了年輕人，還包括南亞族裔人群。「但他們仍然有技能，只不過這些技能失去了使用的機會。」
社會新現象的出現，貧困人口的急劇增加，也促使了樂施會在96年開辦了專門針對本地貧窮問題的香港項目，而部門負責人就是胡文龍。
爭取最低工資制度
博士時期攻讀房屋政策研究的胡文龍曾任職於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城市社會學。年輕時做社工的經驗令他鍾情於前線工作。02年，他眼見剝削工人工資的情況竟然出現在政府工程的合同裡，意識到最低工資的問題事不宜遲。「看廁所，幾元一個鐘；每日做足8個鐘頭掃街看樓，一個月才2千多塊。同是做一份工，有些人就對自己做的事難以啟齒，因為收入太低了。」於是胡文龍便與同事們開展了對政府的倡議工作，以開會，電台講話等形式，不斷將不平等呈現出來。
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了解低收入人士的情況。那是03年的冬天，胡文龍和同事去調查清潔工人的月收入。為了盡量不影響受訪者的工作，他們便晚上開車到清潔工人返工的屋邨，等到清潔工人放工之後，才有機會和他們聊天，而通常都是在晚上9、10時左右。
「他們對自己非常的不自信，同時也害怕被僱主或者房屋署的人看到，令到他們即便回答最基本的問題都有困難。」胡文龍掌握的實地調查的情況，在後來與官方對峙的時候，都成為了有力的證據。「我們要爭取的，不僅是政府的外判和同工，而是全香港的工人。」
綜援制度的迷思
貧窮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問題，在施日莊看來，它關乎的其實是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讓貧窮人士堅強起來，而不是依靠那些慈善和施捨。我們需要和政府積極對話。」綜援制度，就是貧窮人士的唯一一張「保護網」，可是，胡文龍卻看到社會將「綜援」標籤化，讓需要幫助的人舉步維艱。
「我們會聽到媒體對『濫用』綜援事件的負面報道，但不能表示使用這個服務的人都是壞人。」
「另一方面，綜援制度本身有太多不合理的限制，也會令有需要的人竟然不去申請。其次，仍然是來自社會的歧視和誤解。特別針對新來港人士，認為他們的移民造成了失業加劇。」
施日莊和胡文龍都認為，當務之急是如何讓這些弱勢群體發出聲音，讓公眾認識和了解他們的真實情況。去年，樂施會便推出了《綜援—NIZATION—10個綜援人士的口述故事》一書，以採訪的方式，講述貧窮人的故事務求引起外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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