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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誠龍
民國初期人黃濬所撰的《花隨人聖庵摭憶》記載著郭嵩燾的一樁小事：郭氏有次到其好友陳子鶴先生那裡去玩，碰到了許多清流之士在高談闊論，所談者皆國事，時國事以抗洋敵為最大，談及此，個個慷慨激昂，人人義憤填膺，都是「一意主戰」。郭嵩燾笑著說，洋人來中國，主要是想來賺幾個錢的，只要門戶開放，讓他們來做生意，就一點事情也沒有，但是，如果只是高言抗敵，那麼這事情也就終無了期。郭氏此言一出，鬧嚷嚷的場面頓時沉寂下來，一下子人都走光了。陳子鶴將他拉到一邊，告誡道：你說的是真話，是實話，也是有道理的話，「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
為什麼不可「公言之」呢？因為領導幹部不是不能說錯話，而是根本就不能說話。作者黃濬對此議論道：「案此雖小節，亦可見子鶴涉世之深，於吾國社會揣摩之透。但此即是國人最大病痛，蓋知其不可戰而不敢不言戰，發言公廷，與議論私室，截然不同。」在公廷上，在公開場合，個個都得高調言主戰；而在私室裡，在私下場景，人人都是低聲說媾和。在黃濬看來，這是國人最大病痛：誰都不能說真話，誰都不能說心裡話，誰都只能與「上面保持一致」唱高調，誤國者被推舉是愛國，真正愛國者卻被看成為賣國，最後呢，國家終於被誤了。
黃濬先生在這裡揭穿了中國一大痼疾，「發言公廷與議論私室，是截然不同」的。不能說如郭嵩燾之類的「公家人」沒有自己的思想，能夠端上「公家」這個飯碗的人，確實算得上是「社會精英」的，他們看問題看不穿看不透？他們往往都是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主見，但是，到得公堂，都裝傻了，只有皇上一人英明了。許多人上朝帶著去的往往都是「一顆私心，兩種策論」，策論之一是唯上唯書唯文件，假話假論假策略，策論之二是真話真理真韜略。進門就觀看領導臉色，如果領導喜歡假的，那麼馬上就把那假的獻上，如果領導喜歡真的，那麼就把真的獻上。只是領導喜歡假的時候居多，喜歡真的時候太少，所以，他們獻假言假策總是比獻真言真策要多得多。
陳子鶴是個官場老油子了，他涉世很深，揣摩很透，所以他在他家主持搞「國事沙龍」，也把私室當了公堂，只要有人，特別是有公家人在場，他依然把私室的討論當了金鑾殿的廷對，大家心照不宣地假裡來假裡去，假話連篇而不臉紅。郭嵩燾本來也是公家人，其實他也是懂得這個潛規則的，只是他良知未泯，敢於發表自己的真知灼見，他記載這次「聚會」被陳子鶴「指點」之後的感言是「予不能用其言而心感之」，他知道這是陳氏的「好言好意」，但是他不認同。這個湖南蠻子還是要說真話，要說自己的話。
郭嵩燾是晚清一個難得說真話的人，「性質直，議說必根於心，無所遷飾。」心裡怎麼想，口裡就怎麼說。他在英國、法國當了多年公使，學貫中西，更是識貫中西，他對中國痼疾看得很深很透，對外國的所長所優深有領會。魏源說中國如果要復興，那就得「師夷長技以制夷」，郭嵩燾贊成其說卻又指陳其失，他說魏源只在自然科學領域來師其長技，是遠遠不夠的，他說西夷的真正所長是「政治體制」，捨此根本而師則是師其末技。此論之大膽，蓋是前所未有，所以「大為士論所不容」，不但遭至朝野共討伐，而且連其「親不親，家鄉人」的老家也不能容他，「更為湘中頑固黨詬病」。他因「心醉歐美政治」而還鄉時，湖南一些地方官紳都不准他回家，回到了家鄉，也常常有一些「遺老」與「憤青」要把他攆出去，連他的房子都有人想來燒一把火，「幾欲焚其寓室」。
國人有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說法，一句話能不能讓一個國家興衰存亡，那是難說的事情，而在官場裡面，一言陞官一言喪職者倒是常常有，郭嵩燾在官場裡有幾次沉浮，幾乎都是與其「一言」相關，他「太亂說話」了，「議說必根於心，無所遷飾」，這樣的人哪能在官場裡混呢？他從官場裡面退出，主講岳麓書院時，還有人在他的門前掛一副對聯：「萬物皆備孟夫子，一竅不通郭先生」。似乎在中國，只要不懂得政治這一竅，其他各竅再懂，也是「一竅不通」的。
其實，在「發言公廷」與「議論私室」這兩個層次裡，還有一層，那就是「慮於心房」，許多觀點許多看法許多思想，不說上公廷，連私室也不能上的，很多的思想都被關在自己的心房心室裡根本就不出來，所以，中國出政客層出不窮，而思想家卻難以出一個。這也就是說，不是中國人沒有思想，還是「思想」早已胎死在「思」之裡在「想」之中；這也就是說，只有思，只有想，不是思想；思與想，必須出得了嘴巴，上得了版面才能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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