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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焯芬
今年的香港書展，其中一場活動是七月二十八日（下周一）下午三時的文化對談，由陳萬雄博士與筆者談談他剛出版的文集《讀人與讀世》。這本書是近年罕有的佳作，包括對前輩學者及師長們道德行誼的緬懷追憶，以及有關史學的一些真知灼見和感受。
讀完這本書後，我忽發異想：假如當年萬雄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了美國唸博士的話，他是不是會走上一條不同的人生路？或許他會像許倬雲、張光直、黃仁宇或余英時那樣長留異國，做他的史學研究工作。又或許他會回到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他肯定具備了當一流學者的條件和熱忱，亦可以做一個世界級的歷史學者。
可他沒有留在象牙塔裡。他選擇了出版作為他的終生事業。儘管如此，新亞書院當年給予他的理想主義、學術薰陶和文化價值取向，已深深地在他人生中留下了刻骨銘心的烙印。他永遠是個讀書人、愛書人。他長期擔任香港商務印書館的總編輯和總經理，當然又是個「出書人」了。可他的理想主義，學術薰陶和文化價值的取向，亦深刻地影響著他的出書工作，給了他一份強烈的使命感和歷史感。於是，在公司業務的允許下，他毅然出版了許多極有傳世價值的，但叫好不叫座的文化藝術叢書及學術性專著，例如《中國地域文化大系》、《敦煌石窟全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梓室餘墨》、《論書絕句》等。萬雄那既廣闊又深邃的歷史視野，直接促成了《中華文明傳真》等現代化歷史書籍的出版，熔文明史與考古學於一爐，令讀史變得更為趣味化及生活化，大大開拓了史學的現代空間。
我認為：萬雄當年選擇離開象牙塔，不啻是學術界的損失，卻是出版界乃至整個社會的巨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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