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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隋
「狂」在中國文人的精神譜系上儼然成為了一項傳統。「狂」這個字背後隱藏著太多激動人心的故事。在古代中國，多數懂得潔身自好的文人、士人骨子裡都或多或少有些狂狷之氣。孔子在《論語．子路》中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在夫子看來，「狂」簡直成為緊靠最高美德的次優選擇，可見，他也是喜歡「狂人」的。狂人一般都身兼二任，既狂又狷。狂指的是自視甚高，懂得進取，超越流俗；而狷則指性格耿直、潔身自好、有所不為。
「鳳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輿大概是最早被記錄在案的狂人。他堅決地避開庸俗、混亂的政治，終身不仕。對積極參與政治的孔子，他狂歌道：「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莊子秉承了這個傳統，身處亂世，而追求精神的絕對自由，對於一般人來講，莊子也是狂人。據說他「以天下為沉濁」，而且「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天下》），簡直狂到極點。楚王知道莊子是賢人，就派兩位使者去請他任「相」，那時莊子正在滁水釣魚，使者說：「願以境內累矣」。一個「累」字可以看出，兩位使者非常客氣。但是莊子做何反應呢？面對國相這樣 「位尊而多金」的誘惑，莊子竟然「持竿不顧」，依舊悠閒地釣魚！他還說，與做官相比自己寧願像沼澤裡的一隻烏龜那樣拖著尾巴自由地游弋。這是先秦之狂，在這裡，狂主要表現為「潔身自好」的一面。
秦漢時期當首推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命的司馬遷為狂人之代表，他的狂表現為一種隱忍、一種頑強、一種激奮。隨後的魏晉時期絕對是一個盛產狂人畸士的年代。一部《世說新語》寫盡了當時的「名士風流」，當然這些「名士」中最不乏的就是狂人——劉伶在有意招贅他的官員面前，故意裸體室中，還自稱是「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阮籍喜歡駕車出行，然而沒有目的地，遇到了歧路就「痛哭而返」。像這些被歸於「任誕」門類的狂人畸行在《世說新語》中還多得是。在這些人物中，嵇康可能是最狂的一個吧。他因為喜好「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終於激怒了殘暴的司馬氏，可是當權者最終把嵇康送上刑場之時，嵇康依舊是狂放的，大氣的。他瀟灑地彈奏了一曲《廣陵散》之後，長歎一聲：「《廣陵散》於今絕矣！」乃引頸就戮，顏色不變。他一生都是爽直狂放的、瀟灑慷慨的，臨死仍然不改其本色。魏晉時代的狂是面對黑暗、面對虛無的生命之舞，名士們在死神的嘴邊縱情抒發自己的生命力。他們的狂是一種追求生命本真狀態的衝動，他們用荒誕的行為控訴那個不合理的世界。正如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所言，「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這些狂放不羈的名士雖然自稱「非湯武而薄周孔」，但是他們卻是真正的信仰周孔的，只是他們不像統治者那般虛偽，他們的信仰是發自良心的信仰。
唐朝的狂人當推李白，奔放的情感、豪邁的氣度、瀟灑的詩句，讓後人無限敬仰。「狂人傳統」經由宋元的蘇軾、關漢卿以後，到明代中後期終於又得到一次大爆發。瘋癲的唐寅、激奮的李贄、神經質的徐渭、唯美的湯顯祖、以性靈、瑕疵為尚的小品文作者群，以及人數眾多的狂禪信徒們和王學左派和默默無名的艷情奇書作者群，無不是以狂自命之人。在我看來，以狂為特徵的中、晚明文人們，其實是在封建社會末期的思想啟蒙以瘋癲的行為發動了一場革命——以瘋癲的話語來推翻古典理性的統治。比如徐渭的雜劇《四聲猿》中有《翠鄉夢》，其中寫了一高僧數十年苦修難成正果，反被妓女一夕之間破了色戒，後來他輪迴轉世為妓女，淪落風塵，經歷人世悲辛，一經點破，立即頓悟成佛。徐渭把卡夫卡式的荒誕文學提前了300年，他用荒誕去諷刺世界，他想諷刺的是傳統禁慾主義的虛偽與困境，同時表明禁慾的古典理性不能達到道德的完善；倒是經歷過人世沉淪，反能領悟人生真諦。唐寅則以艷情與世俗之趣，以裝瘋賣傻的癲狂，自絕於政治；李贄激烈地反對對孔子進行個人崇拜，最終自殺獄中。當叛逆發展到極端時，這些人竟把自古視為「經典」的夫子之言等同於「屎窖子」。總之，這是一個真性情的年代，是一個追求口無遮攔、追求「童心」、「本色」的年代。莊子呼喚的「真人」在晚明大規模地出現了。
「狂」總是與「真」聯繫在一起，狂人就是忠實於自我的人——怎麼想就怎麼說，怎麼想就怎麼做。社會那套虛偽的做派、政治那黑暗的現實對他們都無可奈何。狂人是直面中國的存在主義者，他們追求生命的本真狀態，他們向死而生。難怪在1918年魯迅會借一個狂人之口來說出中國歷史「吃人」的秘密（《狂人日記》）！狂人總是忠實於道德的本性去反抗社會的不合理。中國古代，道德中心與權力中心總是合二為一的，道德從來都是權力的衍生品。那些政客強人們以暴力、卑鄙為手段取得成功人士的地位以後，即使放縱、殘暴，也要裝出道貌岸然的樣子。道德成為裝飾品的時候，狂人就成了說真話的消極反對派。在那樣的世界中，說「狂人傳統」守衛著這個民族的良心，一點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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