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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上周本欄談到中國崛起而引發的中西複雜情緒。這樣的複雜態勢對中國和西方都是史無前例，因此雙方都同時面臨一個調整心態和逐漸成熟的問題。只不過從中國來說，由於正處崛起期，經濟、社會形態和國民心態、價值觀都處於急劇轉型過程中，其心理調適的難度絲毫不亞於西方之面對中國崛起。
西方看北京奧運，習慣於將其歸入歷史上曾有過的範疇進行評估，即套用日韓和蘇聯奧運的模式；前者曾全面推動日韓的崛起，而後者則未能阻止蘇聯的解體。殊不知，日韓和蘇聯模式，都與今天的中國和北京奧運不具備可比性。日韓雖然也在崛起期獲得奧運主辦權（這一點與中國類似），但作為西方體系的一員，日韓則是全方位擁抱西方價值觀；而蘇聯時期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封閉，也與今天的中國截然不同。換言之，奧運之於日韓和蘇聯的影響，都有與今天中國完全不同的框架和環境。
中國：轉型期的艱難和方向
作為轉型中的國家，中國在許多領域都是所謂的「非典型國家」：在經濟領域，中國的市場經濟雖經十六年發展，但尚未達到完全成熟的程度；而在社會和政治領域，則已基本擺脫蘇聯模式的桎梏，公民社會清晰可見，民眾享有的各種自由均非歷史上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以相比，但距離一個法治、多元、均富、開放的社會則尚有相當的距離。
過去三十年，中國改革最快的是經濟，改革最慢和最艱難的則是政治體制；中國人觀念變化最快的是在生活形態上，變得最慢的則是在現代文明、法治和開放領域。雖然體制的改革是過去三十年留下的最大問題，但比體制改革更難的問題則是人們在某些領域裡觀念的改變或進步。更重要的是，中國崛起並未同時伴隨民族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成熟；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國民精神世界的茫然和未開墾，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反差。
因此，過去三十年，人們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可以持續觀察到的就是新舊觀念的博弈，前者代表中國改革所必然面向的現代文明、法治和開放；而後者則代表體制殘留下來的傳統思維方式。沒有人質疑中國對舉辦北京奧運以及與世界接軌的誠意，但事情往往在執行的過程中走樣，其根源並非官方的誠意，而是體制遺留的習慣思維。
雖然新舊思維的衝突和博弈是轉型期國家的常見現象，但從中國的發展方向來看，未來必須向著多元、開放、法治、均富和自由的現代文明國家發展。因此，如何以新思維逐漸克服體制遺留下來的舊思維，應該成為後奧運時代中國追求的目標。以媒體開放為例，有評論認為，北京奧運的成功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媒體報道的成功。誠然，以中國崛起對西方造成的心理衝擊，以及存在於中西之間的從政治價值觀到社會體制的種種差異，北京奧運在任何一個細節上要獲得來自西方媒體的全方位讚許，不啻是一種過於理想化的期待。但這不等於北京奧運就不需要以一種更為開放、開明的心態面對國際社會，其中包括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以及中國自身存在的問題。
從寬泛的意義上說，權力需要監督，政治需要清明，社會需要純淨，人民需要心情舒暢、暢所欲言，這是跨越任何社會體制的共同價值觀。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接受國際媒體聯合專訪時表示，北京奧運不但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世界，就以簡潔明瞭的語言闡述了北京奧運與國際社會之間的關係，也闡述了中國願意在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與國際社會互動的誠意。從這個意義上說，奧運期間中國對國際媒體的開放，以及中國自身媒體的開放，是中國與國際社會良性互動的重要環節。
就奧運期間的媒體環境而言，必須看到，在中國崛起給西方造成巨大心理衝擊的背景下，北京奧運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是極其複雜的。惟其如此，只有將話語權下放給包括中國媒體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由中國媒體擔當詮釋的主體，相信以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國媒體可以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報道和國家行為之間的對立統一，至少可以在奧運期間達到平衡；而這一平衡對於中國走向現代文明、開放的國家將是一次意義不容低估的綵排。
後奧運時代：人類的共同課題
在「後奧運時代」，由中國崛起而帶來的中西方磨合及其艱難將得以持續。經歷了過去五百年東西方秩序的傾斜之後，崛起的中國不可能完全融入由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和遊戲規則，而必然成為世界新體系的重塑者、共管者和遊戲規則的共同制訂者。但這不等於中國不應該在適合國情的情況下接受並發展雖發源於西方，但已經成為人類共同價值觀的現代法治、社會開放和公民自由。
同樣，對西方世界來說，接受一個和平崛起並擁有現代文明和法治價值觀的中國，是一個無奈但卻是早晚要面臨的事實。關鍵是在通往這一終極目標的過程中，西方將如何逐漸調適心態。西方觀察和評估中國時，應將中國放置在一個坐標系，而非放到一個天平之上。西方若能將中國放到坐標系上，那麼就可以看到中國過去所走過的艱難道路，以及未來的方向和依然必須完成的道路，就會對中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走向有一個清醒的認知；反之，若只是將中國放在橫斷面的天平上，那麼就可能因中國在共時狀態下與西方的距離而做出對中國較為片面的導讀和評估。
更重要的是，西方如何以業已成為人類共同價值觀的民主、自由來克服數百年殘存的文化傲慢主義，這是西方知識界、輿論和公眾與崛起的中國互動過程中所面臨的另一個挑戰。
二十一世紀未來的時間裡，中國和西方若都能跳出自身的局限，站在人類文明的共同高度來展開互動，那麼眼下無論是圍繞中國崛起還是北京奧運所產生的種種衝突，才是值得和有意義的。（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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