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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拉尼亞》
文：唐 睿
儘管已經出席過無數次這樣的發佈會，儘管他偉岸的身材往往予人一種雄壯的印象，但克萊齊奧在10月9日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新聞發佈會上，始終保持著平素的內斂，甚至一貫的，套用一些法國傳媒的用辭——靦腆。
克萊齊奧說自己那天「恰巧」在韓國和加拿大之間的航程中到巴黎轉機，收到消息時，自己「正好」在閱讀，而這喜訊令他感到十分「驚喜」。其實早在文學獎揭曉之前，已經有傳聞說今年法國有兩位作家極有機會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一位是詩人伊夫˙本樺（Yves Bonnefoy），另一個則是克萊齊奧，難怪法國的報刊對勒˙克萊齊奧的「驚喜」都不得不感到「形跡可疑」。
法國人對克萊齊奧並不會感到陌生，因為法國高中的許多課本，都選了他的作品；初到法國在語言學校學法語的人，也一定會在課上讀過他精練簡潔的優雅法語。克萊齊奧在稍大的書店都有專門的架子，他許多的作品每季都放在書店最起眼的推薦櫃檯上。走進拉丁區的書店，也往往能在牆壁或櫥窗上看到他的照片，他的聲音一年總有幾次會透過France Culture電台在法國的大氣中飄揚，而他高挑的身影，雖然因為他旅居外地而少見了，但對法國讀者群而言，卻似乎總還在身邊。
在法國談作家，總會先談他的地域淵源，因為地域淵源決定了作者的藝術氣質，而它亦往往是引領讀者通向作家心靈世界的關鍵鑰匙，這理論尤其能體現在克萊齊奧的作品上面。
出生在尼斯的克萊齊奧，家族可以一直追溯到十八世紀英屬殖民地——毛里求斯島，一個來自法國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家庭。在他的血液裡，可說是沉睡著英、法和毛里求斯三種不同文化的複雜記憶。這記憶起碼在兩方面影響了克萊齊奧，一個是閱讀興趣，另一個則是作品的中心主題。
克萊齊奧是少數既會欣賞左拉（Zola）和洛特里阿芒特（Comte de Lautreamont），又奉喬哀思（James Joyce）和史蒂文生（Stevenson）為偶像的作家。從他的作品中，讀者也可以看出，他從不狹隘地將自己定性為某個文化系統的作家，而小說故事裡，也少見有扮演著中心角色的主體文化。相反，不同的文化在故事中相互共鳴，反覆遊移，而這脫離中心的多元文化信念，亦令克萊齊奧的作品始終迴響著一種流浪的聲音。例如，至今仍被視為他最瑰麗的史詩《沙漠》（Desert）中的主角，就是一個撒哈拉游牧民族——圖阿雷格人的後裔；至於法國人，甚至法國，很多時在克萊齊奧的小說裡只是種陪襯或點綴，例如《飢餓的間奏曲》（Ritournelle de la faim）中的場景是1931年在巴黎舉辦的殖民地博覽，然而故事所關心的，則是毛里求斯和印度的土地。克萊齊奧總嚮往那些遙遠的土地，毛里求斯、非洲、印度、墨西哥等地。早在克萊齊奧七歲時為自己製作的第一本書裡，「飄洋過海」，就彷似命中注定般，成為了他作品的主題。他在這本書裡幻想自己跟母親在船艙上經歷了漫長的旅程，終於抵達尼日利亞，重遇自己在當地當鄉村醫生的父親。
然而克萊齊奧最嚮往的國度並不是地球上的某個地方，而是他在一個個以寓言筆法創造出的烏托邦世界。這國度既是《烏拉尼亞》（Ourania）的烏拉尼亞，也是《哈加——航向看不見的大陸》（Raga-Approche du continent invisible）裡遍尋而不見的隱形大陸。
克萊齊奧的作品至今共有三十多冊，在他的作品裡，總能看到他對環境保護的關顧，他對西方理性主義未能兼容並包而作出的批評，還有他對美洲印第安人世界的嚮往。在一次訪問中，他這樣說道：
「我們唯一共同隸屬的族群，就是由書本組成的那個。我們在當中跟講故事的人一起經驗著情感的滲透力：他為我們賦予了多少力量，多少冷顫。」
自1963年出版首本小說《訴訟筆錄》(Le Proces-verbal）後，在過去的四十五年的歲月裡，克萊齊奧始終孜孜不倦地希望在他的作品裡耕耘出一個大同的世界，一個不同文化的聲音能相互交響的世界。今天的克萊齊奧一年有大部分時間都住在美國南部靠近墨西哥邊境的沙漠地區，問他為甚麼選擇這樣的一個地方，他答道：「我需要邊境，因為只要一越過邊境就能擁有另一個世界，這種豐富是國家內部地區所不能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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