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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波
在上個世紀上半葉由知識分子發起的中國鄉村建設運動中，梁漱溟先生是一面大旗，他致力於從解決農村、農民問題入手，以實現「本固邦寧」的目標。1949年後，梁先生在一場舉世皆知的風波之後，再也沒有機會走出書齋，離鄉村越來越遠，最後以新儒學的一代重鎮終老，被海外研究者稱為中國「最後一個儒家」。
說梁先生為儒家，當然是著眼於他傳統知識分子的品性和修養。而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傳統知識分子中，很少有不會作舊體詩的，可是梁先生好像一直沒有詩作刊佈。不少人視此為一個不大不小的遺憾，於是煞費周章地要鉤沉輯軼，似乎非要梁先生寫幾首舊詩不可。
傳為梁先生所作的舊詩中，以兩首七律最為有名，據說是文革中的作品，更有人稱，其中一首是評論郭沫若的。改革開放時期，大陸的《當代詩詞》雜誌發表了這兩首詩，署名為「梁漱溟」，但熟悉詩壇掌故的編輯同時為兩首詩加了句小注，稱梁先生「從不作詩」。這當然是一種審慎可取的態度。那麼「梁漱溟作詩否？」相信讀畢此文，讀者都會發出此一疑問了。
先說說這兩首詩。其一是：「九儒十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倘若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滿街走。」其二是：「淡抹濃妝務入時，兩朝恩遇鬢垂絲；曾經招對趨前席，又見謳歌和口詞；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詩；民間疾苦分明在，辜負掌中筆一枝。」這兩首詩都很有意思，尤其是後一首，稍知建國後文壇狀況的人對詩的本事一望即知，讀後都會拍案叫絕。兩首詩因為都流傳於文革中，針對性極強，也的確符合梁漱溟先生為世人所熟知的那種耿直、狷介的性格，這也許是詩作者和流傳者將它托名為梁先生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為敬重梁先生的後輩，從感情上當然希望這兩首詩的作者確係梁先生，然而感情終究不能代替理性。近日機緣湊巧，得到一冊《梁漱溟書信集》，其中兩封信分別從正面和反面說明了以上所引的詩實非梁先生所作。一封寫於1977年，舊友陳仲瑜「囑寫舊詩」，梁氏書舊作一首後寫了段「附識」：「1935年贈陳仲瑜詩，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詩詞之作，前此未之有，後此亦未之有。……」另一封是梁氏回答友人的詢問，據梁漱溟之子、也是《梁漱溟書信集》編者的梁培寬為此信所加的注，友人在來書中給梁氏抄寄了一首七律，「該詩有『淡抹濃妝務入時』、『辜負掌中筆一枝』等句，詭稱為『梁漱溟作』」，梁先生在這首七律旁寫了句話：「我一生至今天，從來不會作詩詞韻語，此詩當然不是我作的。」梁漱溟先是自承平生只作過一首贈友人陳仲瑜的舊體詩，後又說那首七律不是自己所作，而且這是在幾十年老友之間的私人通信中透露的，其真實性不容置疑，以梁先生的個性，如果他是詩作者，他也斷斷不會曲為掩飾的。
梁漱溟不曾作詩，說他寫詩評論郭沫若更無從說起了。宋時古文家曾鞏不會作詩，被人指為一大煞風景事，而梁漱溟先生是思想家，能不能作幾首舊詩實在算不得什麼，至於他是否寫過那樣一首尖銳犀利的詩評論郭沫若，也無礙於今人對這兩位前賢作出自己的評價，我們還是尊重歷史的真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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