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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一河兩岸 24載鴻溝 30年通途
——封閉催谷偷渡 開放兩岸皆富
圖/文：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 羅愛文、熊君慧
彎彎曲曲的深圳河，從梧桐山牛尾嶺由東北向西南流入深圳灣。這道窄窄的小河，北岸在改革開放前是作為邊防重鎮的寶安縣，一片窮山惡水﹔南岸則是英國人管治了一個半世紀的香港，滿眼燈紅酒綠。《說文解字》裡，「圳」字意指深深的溝壑。曾幾何時，深圳河正是隔離深圳和香港的「特別深的溝壑」。
從1954年內地停止批准人員赴港至1978年，24年間廣東省共偷渡外逃56.5萬多人次，其中14.68萬人通過深圳逃到香港。內地對此的唯一對策，就是架鐵線網，派出軍警民兵守衛，千方百計將那條「圳」挖深挖寬。一直到文革結束，當地領導人才逐漸認識到，遏止逃港，唯一出路就是提升深圳河北岸人民的生活水平，縮小河南北老百姓的生活落差。1980年8月，深圳市獲准試辦經濟特區，一系列牽動全國的改革，率先在深圳河以北醞釀、推廣，這些改革實際上都在做一件事情——將河對面的經驗引到內地，化「深深的溝壑」為引進資金、人才以及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通途……
深圳河兩岸30年變遷，正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縮影。
村書記私建「國際橋」
1978年5月，蓮塘段的深圳河上悄然冒出一座橋，它寬40厘米，長不足10米，卻能連接深圳的蓮塘和香港的麻坑。
因無任何報批手續，這座簡陋的小橋不僅驚動港英當局，也驚動了中央政府。橋的設計和建設者是時任蓮塘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萬仲英，他「搭橋」的理由更讓兩地政府目瞪口呆：「堵不如疏，我造橋，就是為了遏止村民逃港！」
萬仲英軍人出身，復員後先在蓮塘學校當校長，1974年獲任命為蓮塘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他當時的一個重要「政治任務」，就是「遏止村民大規模逃港」。
北岸艱困 「窮則思逃」
官方統計，從1954至1978年，廣東省共發生偷渡外逃56.5萬多人次，逃出14.68萬多人。而與香港一河之隔的蓮塘大隊，是逃港最兇的重災區。萬仲英回憶，他當村書記很能幹，仍無法完成遏止逃港的「政治任務」，到1977年更出現逃港高潮，當時蓮塘共有1,200多村民，逃港的竟達790多；2,200多畝耕地，丟荒700多畝。
蓮塘村民如此描述「天堂」香港：新界人，家裡有好幾部電視，白天也開，晚上也開，人也看，豬也看，雞鴨也看。而蓮塘沒有一戶人家有電視；「香港的雞鴨比深圳人都生活得好」。
為改變村民的貧困生活，時任村書記的萬仲英想了很多辦法。1975年天旱，蓮塘千畝田無水可用，他帶領村民打洞引水，面朝黃土背朝天地苦幹，但蓮塘大隊的全年收入也只有7—8萬元。偷渡風不但沒有遏止，反而有六成勞動力跑去了香港。因為在香港打工一個月，就能賺1,000元， 而蓮塘村民最好的月收入，也不過50元，香港的收入是蓮塘的幾十倍。所以蓮塘人都說：「好男不留蓮塘，有女不嫁蓮塘」。
幾年的折騰使萬仲英終於明白，他完不成「遏止逃港」重任的根本原因，就是這裡太窮。
萬仲英同時認定，要阻止村民外逃，就要讓農民吃飽穿暖。他發現，逃到香港的蓮塘人大都同樣從事種菜養雞，卻生活得很好。他說，蓮塘要富，就要利用香港，過境致富。
在寶安縣的幫助下，1978年，蓮塘將散落在香港的110畝「插花地」要回，並申請到了110個過境耕作證。而那時，橫亙在深港之間的深圳河，不是連接的紐帶，反而是村民過境耕作的屏障。萬仲英說：「我當時就深深地感覺到，我的夢想，只有在深圳河上建座橋才能實現」。
當時的深圳河上，只有文錦渡、羅湖橋，羅芳橋，要自行在河上再建一座橋，得冒巨大風險。村民勸萬仲英去報批，但他說，要等政府同意，10年後都建不成， 「為了蓮塘富起來，判我勞改也願意」 。
搭橋富民 「寧願槍斃」
萬仲英帶著村民自行設計、建設，結果還是被港英當局官員發現。第一次，萬仲英正在河裡修橋墩，看到英國官員來調查，就乾脆躲在水裡不出來。第二次，官員又來調查，萬仲英不及躲避，就乾脆頂撞說：「就是槍斃了我，也要建。」無奈之下，港英政府向中國政府交涉，廣東省委、廣東省外事部門都來干涉，要求馬上停止修橋，否則抓人。但官員們前腳走，萬仲英後腳就又跳入深圳河，接著再幹。
橋建成了。萬仲英為這座不足40厘米寬的小橋取了個大名——蓮（塘）麻（坑）「國際橋」。
後來蓮塘的周氏兄弟到香港承包養雞場，出錢將這座橋加寬到4米，橋上可以過汽車了。
而今，站在「國際橋」旁邊，萬仲英自豪地告訴記者，2009年至2010年將動工的「深港東部通道」，就離這座橋不遠。
跨境農耕小開放 北岸村民大增收
1978年，經有關部門許可，深圳河北岸蓮塘大隊的長嶺耕作口終於獲准開通，允許蓮塘每天派110個村民過境耕作新界100多畝土地，種植蔬菜，在香港銷售。村民爭著要去，村裡就平均分配指標，保證一家去一個人，本地人優先，外地有養魚、種田等技術的人也派過去。
突破陳規舊例 村民獲准宿港
萬仲英介紹，村民到香港之後，還可以合法帶回來一些香港商品，比如香煙、雨傘、衣服等，轉手也可賺錢。一條煙兩地差價就是十多元，一個月下來能增加幾百元收入。萬仲英說：這在當時是不得了的收入，他們在香港每月能掙到2,000元，一半要交給大隊，其餘留給自己。而當時本地人的月收入還不到100元。
為了增加村民收入，萬仲英從深圳河對岸受到啟發，他找寶安縣領導提出：利用香港的土地，到香港去養雞。之後蓮塘在香港辦了一個20萬隻雞的養殖場，並與五豐行合作，由五豐行投資，蓮塘負責生產，雞隻由五豐行來負責收購。這便是深圳在香港辦的第一個養殖場。
農用機械過境 海關特批放行
但隨後難題出現了。按當時過境耕作政策，村民只能早出晚歸，晚上人回北岸，南岸的雞怎麼辦？村民擔心會被人偷、被動物吃掉。問題從寶安縣一直反映到廣東省政法委書記寇慶延、省公安廳廳長王寧處。在這些領導來養雞場調察時，村書記萬仲英匯報說：能批准20人留宿香港最好，但如果不批，他們肯定會集體外逃。
領導聽了覺得有道理，當場批准了寶安縣寫給省裡的報告。從此蓮塘生產大隊20人就當作特例，留宿香港。
蓮塘人在香港新界種水稻和菜，用大拖拉機，回到深圳卻只能用耕牛。因為新界的設備過不了關。為拖拉機過境，當時的寶安縣委副書記兼口岸辦主任李定找到九龍海關，但關長說他沒有權限審批。李定沒放棄，又到北京找海關總署，請他們來考察。李定對海關總署領導說，香港那邊停著的設備都是屬於蓮塘大隊的，香港的機械生產能力高，深圳的生產力低下，農民吃不飽，不外逃才怪。
海關總署當即特批：新界的農用機械可過境使用。
鄧小平：改善民生才能遏止偷渡
歷史的巧合總是令人驚歎。1977年底，當萬仲英為村民逃港一籌莫展時，廣東省委也在著急；當大家把外逃的根本原因歸結為「貧困」時，鄧小平、習仲勳等中央高層領導人，對這些情況也已了然於胸。
1977年11月17日下午，廣東省委高層官員前往廣州南湖賓館，向鄧小平匯報。當談到廣東面臨的難題之一，就是與港澳相連的邊境地區偷渡風猖獗，邊防部隊防不勝防時，鄧小平當即插話：「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
鄧小平強調要發展經濟，他指出：「生產生活搞好了，才能夠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訪偷渡收容站 習仲勳問因由
時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的習仲勳，到任後第一次外出考察，就選擇了逃港最嚴重的寶安縣羅芳、蓮塘、沙頭角等地。在蓮塘，習仲勳遇見兩個被邊防軍抓到的外逃人員被銬在路邊，便問陪同的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方苞：「這些人抓了放在哪裡？」方苞答說：「蓮塘那裡有個臨時收容站，每天抓到偷渡的人就先安置在那裡，第二天再派人送他們走。」
在收容站裡，習仲勳問一個外逃者偷渡原因，「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那個偷渡的人說：「我們窮，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回來後，習仲勳向寶安幹部強調，制止群眾外逃的根本辦法是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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