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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碩鳴 周東華
如果以「五四運動」為起點，中國現代史的九十年大體可劃分為三個「30年」：1919－1949年，此是中共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其革命成功的秘訣在於「農村包圍城市」，以打土豪分田地為號召，依靠的主力軍是農民；1949－1978年，此是毛澤東領導下的立國時代，以「耕者有其田」為指向，從動員農民土改、分田到戶開始，農民成為新生共和國政權的最初支持者；1979－2008年，此是鄧小平領導下的建國時代，以「富國富民」為目標實施大刀闊斧的市場化制度改革，農民又一次以其純樸憨厚的熱情，通過「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啟動新一輪的「土地改革」，扮演了改革「先行者」的角色。今天，當走向全面富裕的第三時代開啟，新一輪「30年」發展起步之時，中共再次將改革的視野投向廣袤而質樸的農村，投向貧窮而堅毅的農民，投向落後而極具潛力的農業。
農民既是貢獻者又是犧牲者
歷史表現出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於「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近百年來無論革命者還是執政者都揮之不去難以迴避且必須反覆提及的「時代話題」，尤其是在每一時代的「轉捩點」，中共依靠的都是農民，實踐的先行者也多是農民。但是，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農民往往又是為時代付出代價最多最大而得益最微弱的群體，貢獻雖最大，但成果分享卻最少，甚至成為時代進步的「犧牲品」和社會變革的「利益被剝奪者」。這種歷史留存於農民身上的「不公平待遇」源之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代價與收益、付出與獲取、投入與產出的不對等和不對稱。因此，「三農問題」已不僅是農村問題，它事實上成為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惟有「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實現，才會有中國社會第三時代的真正富裕和強盛！為此，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農民已不再單純作為黨事業的「依靠」對象，而將徹底轉化為中共領導下社會「致富政策」的直接得益者。
中國新一輪「30年」成功與否很大程度取決於「三農問題」的解決，中國第三時代的發展也因此又一次從農村起步！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
「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就歷史看並非難事，而真正困難的是「共同富裕」。中國改革開放經過30年，邁出了一大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為實現這一目標所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等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是作為中國脊樑的農民與城鎮居民相比，付出的遠大於其所得到。在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專項報告中顯示：2007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實際增長9.5％；但與此同期城鄉居民收入比，由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擴大至如今的3.33：1，絕對差距高達9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農民農村的改變，遠遠落後城鎮。
前述現代中國史的三個「30年」，始終有一個奇特的「輪迴效應」，即時代轉折歷史序幕開啟時，中共多借助農民的熱情與力量，賦予農民承擔歷史「主角」的任務，當歷史前行、時代轉折順利或成功之際，農民卻悄然退居幕後甚至被悄無聲息地遺忘，歷史的成就總是必然地落在城市，農民似乎永遠在付出、永遠在投入、永遠在奉獻。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依托「土改」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與勞動熱情，但僅5年後，1956年「土改」的成果就被一輪集體化合作社運動所消融。同樣，改革開放30年內中共中央曾先後頒佈10份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分別為：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1986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不難看出，前5份「一號文件」誕生於改革開放的初期；後5份「一號文件」則出台在中國步入第三時代發展的轉折期，而整個九十年代「三農問題」與「一號文件」再也無緣。
今天，當中國面臨新一輪社會轉型，開始第三時代發展的時刻，關注「三農問題」是歷史的必然，是新時代序幕開啟的標誌，正如《決定》所指：「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但最終能否跳出「歷史輪迴」的怪圈，不被時代遺棄，努力將「三農問題」延續至終點，使農民真正成為這一時代的受益者，仍需拭目以待！
農民必須跳出「歷史輪迴」怪圈
中國這一巨大的歷史缺憾和怪異的歷史輪迴現在需要新的時代來承受、來解決。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歷史性地承接並開啟了這一新的任務，即實現在科學發展觀主導下的發展，提出到2020年的目標任務首先就是要解決城鄉矛盾，體現城鄉和諧，第一條就是要讓「農村經濟體制更加健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基本建立」，將新一輪改革的目標直指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結構」，並從農村基本制度建設、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以及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予以保障。
因為，要讓中國農民這一現實中最大的弱勢群體富起來，已不能僅靠單純的「輸血救濟」方式。在目前「聯產承包制」下的個體經營方式，經30年檢驗，可解決家庭溫飽，但絕難富裕。農民的富裕、農業的發展、農村的變革首先需要改變既有的生產方式，改變對生產資料的佔有方式。
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與擴大內需相聯繫，沒有「內需」就不會有「富裕」，因而要「富裕」就要加速提高「內需能力」。中國消費市場的巨大潛力早已被世界各國所公認，但中國自身的平均消費能力始終徘徊在低位，其原由乃在於廣大農村的落後，落後的原因則在農業生產力的低下，低下的生產力必然導致農民收入的卑微，卑微的收入最終抑制了數億農民的消費。所以，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是盡快解決「三農問題」，而根本解決「三農問題」不僅需要今天的提出，更在於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直至時代任務的完成，讓農民真正分享社會進步發展的成果。
所以，走向共同富裕的未來，重心在每日默默無聞精心勞作的農民。農民富起來了，中國的「內需」才能真正啟動，中國經濟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才能說進入了良性輪迴圈，中國才可能由此切實邁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本文為《中國第三時代》的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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