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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鬆綁脫桎梏 一枝紅荔攪商海
——突破計劃經濟 初嚐市場神奇
圖/文: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 羅愛文、熊君慧
1980年8月,深圳市獲准試辦經濟特區,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但深圳河邊多數村民仍然是靠種植、養殖為生。盛產荔枝的深圳,在當時全國統一物價管控下,牌價不到香港市場價格的十分之一。果農們想方設法將荔枝運到香港去賣,政府收不到荔枝,出口大受影響,就派民兵到海岸線武裝攔截。於是,北岸的商貿改革,便從小小荔枝的價格拉開了帷幕。
1981年3月,時年62歲的梁湘調到深圳任市委書記兼市長,周溪舞任分管供銷、商業的副市長,李定任副秘書長兼財貿辦主任,分管財政、稅收、金融、貿易。
那時的深圳並不富裕,商品也不豐富。據說梁湘曾向周溪舞發牢騷:「你怎麼搞的,我這當市長的,中秋節吃餃子連醋都買不到?」
統一限價 外貿無貨收
當時出口荔枝是深圳一大經濟來源,荔枝收購價格則由政府規定:深圳荔枝牌價是每斤8分錢,農貿市場每斤2-3毫,而外貿收購價格只有每斤1.2毫,但香港是每斤1元港幣。因此農民寧可到農貿市場去賣,或者託運到香港直接去賣,就是不願交給政府收購。深圳市連續兩年基本上收不到荔枝出口香港,受到批評。
無奈之下,1982年,李定找到周溪舞,立下「軍令狀」:親自帶隊到南頭收荔枝,保證收幾百噸出口。但李定也提出了個條件:價格要由財貿辦說了算。周溪舞同意了李定的要求。
李定「咬定」價格要由財貿辦說了算,是因為已親身體驗了價格差的巨大威力。
1981年,有關部門在深圳河邊的和平路搭建鐵皮房,搞一條商業街作展銷。當時已是11月份,上級通知電風扇價格上漲15%,電風扇原來180元,冬天來臨反而提價到200多元。有香港人過來看到後悄悄說:神經病,沒聽說過電風扇冬天提價的。有人告訴了李定,他覺得港人說的有道理,商品應該隨行就市,不能統一價格,於是要求這條街搞浮動價,結果把香港、東莞、惠州商家都吸引來了。做生意的人說,價格降了,但銷量大了,錢還是賺了。不過此舉也遭到不少人反對,因為各商店的價格不一樣,投訴很多。
隨行就市 荔枝滾滾來
在1982年收購荔枝時節,李定帶著財貿辦十幾個人坐鎮,再次打起價格的主意。按照上一年每斤1.2毫的收購價肯定不行,於是他們將價格提到2毫,但還是收不到。接著又提到3毫、4毫,收到了一些,但是質量都不好。李定覺得質量差的荔枝到香港肯定賣不動。於是提出「優質優價」收購,質量好的荔枝每斤1元,特別好的1元2角,結果果農將荔枝全都送了過來。
這一年,深圳收購了幾百噸荔枝,出口後賺了幾十萬,大家都非常高興。但李定擅自提高價格收購荔枝的事情被上級知道了,省裡很惱火,省物價部門下達了「五道令箭」。首先是口頭批評:「物價是黨的政策,擾亂物價是違法的。」隨後下發正式文件,稱不能擾亂物價,接著派工作組到深圳督戰。深圳副市長周溪舞也受到廣東省物價部門的「訓話」。
富有戲劇性的是,就深圳荔枝價格風波當年的9月16日,國務院決定將160種小商品的價格放開,實行市場調節。李定的嘗試,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炒魷魚破鐵飯碗 港式管理顯奇效
香港妙麗集團董事長、《天天日報》社長劉天就載入深圳改革史冊,不僅因為他是最早到深圳投資的港商,還因為他是最先將香港的「炒魷魚」(解僱員工)做法,引到深圳河北岸,並在內地生根發芽結果的先行者。
1980年元旦,劉天就得知深圳將出台利用土地、廠房與外商合作的政策,當天就迫不及待從羅湖橋過了深圳。過橋後,沒有大巴,更沒有的士,他找來一輛自行車,一路顛簸來到市政府臨時辦事處。
隨後,劉天就投資了竹園賓館,開始生意非常好,但好景不長,幾個月後就沒有人去,開始虧本。劉天就向深圳市委書記梁湘提出撤資。
酒店侍應 拒抹口紅
原來,竹園賓館建成後,劉天就要求服務員每天都要清理一遍客房。而深圳的服務員長期工作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國營單位,都認為這樣做沒有必要,十天半個月清理一次就足夠了。另外,劉天就要求女服務員每天都要抹口紅,而合作的內地管理層認為,那是資產階級小姐的生活作風。
劉天就堅持要按照香港管理辦法做,提出經理考核制,服務員沒有盡職盡責,就要「炒魷魚」。但深圳的管理層認為,社會主義就是要保障充分就業,解僱工人豈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僱傭制度。
雙方僵持不下,劉天就準備撤資,最後深圳高層出面干預,並重新選派中方總經理溫富。從此,一套香港用工管理辦法開始在深圳實行。事實證明,港方的管理模式帶來了賓館效益的提升,員工的收入也大大提高。
竹園賓館 載入史冊
竹園賓館的用工制度改革,打破了「鐵飯碗」模式。後來,深圳市政府有關部門專門發文,提出無論今後如何改制,竹園賓館的名字不能改。因為其開創了內地飲食服務業用工制度和工資制度改革的先河,將永遠載入深圳改革開放史冊。
深港對壘中英街 國營承包開先河
改革開放初期的沙頭角中英街,街道兩旁商店一邊屬於香港,另一邊屬於深圳。明眼人發現,香港那邊的商品琳琅滿目,營業時間從早到晚,服務態度又好;深圳這邊的商店都是國營開設,品種單一,員工早上9點上班,10點執拾貨品,中午吃飯休息,下午2點才正式營業,門前冷冷清清。
一包就活 利潤翻十倍
這其中就有沙頭角綜合商店,這個當時深圳在沙頭角最大的國企,年利潤上繳財政僅55萬元。1982年,深圳分管財貿的市政府副秘書長兼財貿辦主任李定到沙頭角綜合商店調研,問員工為什麼不學習香港模式?員工回答,香港人賺錢多了是自己的,而深圳的經理月薪僅只有36元,員工20多元,且做多做少,做好做壞,有錢賺沒錢賺都一樣。
李定調查中還發現,這麼大的營業面積,每年只上繳55萬元,如果完全按照香港經營的辦法,一個月就可以上繳50萬元。於是他提出:誰能完成這個任務,就當總經理,工資可以從月薪30元提高到350元,員工從20元提高到250元。
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不可能」,還嘲笑李定,說他是軍隊轉業幹部,不懂商業。但李定堅持要做。因涉及到人事問題,他請示時任市委組織部部長的歐陽杏後,綜合商店開始改革。最後換了何能勝當總經理,老經理則轉任黨支部書記。沙頭角綜合商店從此成為深圳第一家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的企業,開始完全按照香港模式經營,第一個月就盈利80萬元,除了上繳50萬元還餘30萬元。第一年總共上繳了600萬元,還存了200萬元,其後企業還興建了商業大樓。
特區誕生步蹣跚 老師就在河對岸
無論放開物價、用工制度和工資制度改革,還是沙頭角綜合商店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都與當時的深圳市副秘書長兼財貿辦主任李定有關。
李定接受訪問時說,「其實做這些事情時,並不知道很多理論,只是一個簡單的想法:深圳河對岸香港的經濟比這邊好那麼多,搬到深圳來一定能起作用,因此我們的老師就在河那邊。」
李定原在廣東省軍區工作,50-60年代都在邊防。1976年5月,他被派往寶安縣任縣委副書記兼口岸辦主任,負責管理口岸、邊防,主要任務是防止偷渡外逃,不久,李定再被派到蓮塘前線。1979年深圳市成立,李定任深圳市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副秘書長,仍然分管邊防。
引進港資 讓利合營
長期在深港邊境行走,李定接觸的香港人越來越多。他早就提出與香港人合作,但省裡不同意。有一次,他與深圳河對面的港人談了一個項目,開放深圳的魚塘由港商投資,香港管理,深港合營,深圳佔六成利潤。廣東省有關領導表示不理解,認為深圳自己辦更好,為什麼要給香港來做?李定說,省領導對河兩岸的差別根本不了解,深圳這邊沒有資金、沒有設備、沒有經營能力,魚塘根本搞不好。但新界的魚塘不知道賺了多少錢,現在深圳一分錢不用出就能夠賺錢,為什麼不做呢?
回顧深圳改革開放的歷史,李定說:「實行承包責任制、放開物價,這不是我的思想,不是我的發明。我也沒有看很多理論書,但河對面就有我的老師。與深圳河對岸接觸多了,就有很多東西可以給我們學,有些甚至完全是現成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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