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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失衡風水轉 北岸樓高 南岸地荒
——深圳臨河繁華景 香港邊界蕭瑟風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 羅愛文、熊君慧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深圳河北岸已是高樓林立，路橋縱橫，喧鬧繁忙；而南岸的香港，大片的魚塘和未開發的處女地，依然保持田園牧歌般的平靜與逍遙，許多地方更是難以進入的孤島。香港居民在蜂擁深圳消費和工作的同時，亦冀望河南岸港區的盡快開發。
文伙泰就是香港沿河居民的一個代表。1977年，他從英國返回香港家鄉，投資500萬搞了3份規劃書，建議政府開發新田區，呼籲深港兩地聯手開發「一河兩岸」。
時至今日，他的夢想尚未實現。「今年是最後一個機會了。」，文伙泰說：「如果不行，難道還要再等40年？」
香港沿河一帶，涉及沙頭角、打鼓嶺、粉嶺、上水、新田等5個地區，除了鐵路沿線的沙田、大埔已經開發外，其他均維持在30年前的發展水平，即使目前開發呼聲最高的河套地區，也處處荒蕪。雖然喧鬧繁忙的皇崗口岸近在咫尺，但由於交通不便，河套依然是一個很難進入的孤島，連周邊區域也從未被納入深港兩地的城市規劃視野。
邊境多禁區 荒蕪人跡稀
香港沿河還有大片的「禁區」，屬於限制開發區域，連人員進入都有嚴格的規定。這片「禁區」於1951年設立，1962年訂立現時的界線，東起沙頭角海，西到后海灣，面積大約為28平方公里。目前已經解禁14平方公里。
儘管文伙泰的年歲不小，但聽說記者要採訪深圳河香港沿河的情況，他仍然興奮不已，執意親自帶記者去實地。在打鼓嶺邊界的禁區，需要通行證才能進入。文伙泰與警方多次交涉未果。記者只好從李屋村往山上繞行，居然輕易進入了禁區。這裡無人看守，周邊民居保持了原始風貌，但許多大門緊鎖，無人居住。
在文伙泰的公司，記者看到了他在1977年和1981年自費製作的沿河開發規劃圖。據說77年的第一份規劃，79年曾得到了港英當局的同意，但1982年要談回歸問題，被擱置。1998年文伙泰又向深圳市政府遞交了一份研究報告，要求開發一河兩岸，深圳市政府答覆稱，香港已然回歸，希望由香港特區政府為主來推動一河兩岸發展。同年，文伙泰向香港特區政府遞交報告，沒有任何回應，這樣一等就是10年。直到2008年深圳兩會召開前夕，文伙泰再次點燃激情，重提開發事宜。
沿河港居民 開發呼聲高
據悉，香港政府有關官員曾說，一河兩岸的開發，因居民反對難度很大。文伙泰卻說：「這是不對的，民間要求開發的呼聲很強烈，關鍵是要讓民間參與進來，採取較公平方式，如以地換股，民間交出土地，以股份制的形式參與開發。」
文伙泰介紹，從港英政府開始，香港建設和發展的重心就一直在港島、九龍地區，特別是維多利亞港周圍，而長期以來對於新界等「關外」地區的發展並無太多關注。在文伙泰長達三十年的呼籲中，香港政府回應得最多的是「要保護邊境的生態環境」。文伙泰質問：用「保護」作藉口，難道可以把犧牲當地居民的發展訴求和實際利益作為代價？
20年：研討復研討 擱置再擱置
民間呼籲了20年的開發協調機構──「港深邊境開發專責小組」終於在今年成立了。
其實，深圳河兩岸開發問題，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有過相關討論。1985年，原深圳上步管理區提出在對岸邊境投資開工廠；1992年深圳市政協提案並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綜合開發研究院等提出建設雙邊科技工業園設想；1995年深圳特區促進深港經濟發展基金會和中國社會發展研究會（國家科委系統）提出建立綜合試驗區報告；1997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將深圳「一河兩岸」的發展列為重大課題，組織專題調研；1997年底深圳市委、市政府組織專題研究，並確認以建立深港跨界高科技產業園區為最佳方案。
CEPA旺香港 開發「不著緊」
香港回歸後，在1998年的粵港第二次聯席會議上，討論了「深港跨界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方案。不過後來因「一國兩制」、亞洲金融風暴等原因，方案均擱置，而結果是深圳和香港各自建了自己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即坐落於深圳南山的高新區和位於香港新界的科技園。
直到2003年5月1日，李嘉誠在北京向國家主席胡錦濤提議開放邊境。2004年，深港簽署「1＋8」協議後，正式提出河套開發。 深圳市人大副主任、原深圳市政府秘書長唐傑指出，深圳河邊的禁區有28平方公里，當深圳河開發有序開發後，禁區就有可能成為歷史。因此，開發「一河兩岸」河套應先行。且深港兩地已經形成共識：河套地區具有象徵意義。不過，河套只有80公頃土地，這個地塊到底能幹什麼，深圳不少專家、學者又將眼光放到了河套以外，提出「跳出河套看河套」，這其實反映了一個事實：僅僅是河套地區，不足以承載人們太多的期望。
CEPA實施前後，中央政府希望開發深圳河套地區能作為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增長點。
那段時間，深圳與香港熱烈商談河套地區開發，每個月會向廣東省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匯報。但後來CEPA實施效果很好，特別是開放自由行，香港經濟明顯好轉，而河套開發卻因過程複雜，反而又被擱置。
港境「祖蔭地」難徵用
其實，香港沿河的開發問題並非當地居民想像得那麼簡單，其中土地所有權問題就是最大障礙之一。據悉，香港沿河有很多土地屬深圳所有。1993年深圳做過調查，羅湖區和福田區有4,000多畝土地散落在沿河的香港地界，且是香港禁區內，早年還有人過境種地、養魚。這4,000多畝土地所有權在深圳，香港只是代管。業權又屬於當時的生產隊，不屬於某個人。
另方面，香港沿河邊境區還有大片土地屬於「祖蔭地」，這部分土地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在香港，子孫對於祖上所有遺產只有使用權而沒有買賣權。如果開發，只能以租用的形式。據文伙泰介紹，一河兩岸30公里，這部分土地佔10－20%。
唐傑曾擔任深圳市政府秘書長多年，參與了簽署深港「1＋8」協議全過程。據他介紹，香港沿河開發有許多難題要面對：如兩地政府運作方式不一，法制環境不同，香港社會有不同利益主體，有多元化需求，如要求發展房地產、會展、金融業等。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沿河開發具有迫切性，但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組織方式？如何協調？則需要香港社會各階層形成共識，需要深港兩地政府盡快形成共識。
政府財團民間 最宜攜手開發
今年6月12日—7月11日，深港兩地規劃部門同步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河套地區開發公眾意見徵詢活動。有觀察者指出，在相關諮詢報告中，兩地都不約而同把爭取來自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持和發揮兩地的立法優勢作為突破重點。但深圳的諮詢會，卻有忽視香港民間力量參與的問題。
觀察者指出，一河兩岸的香港土地並不在政府手中，而是掌握在邊境區域5個鄉事委員會：即沙頭角、打鼓嶺、粉嶺、上水、新田的原居民手中。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香港民間的力量舉足輕重。
據悉，這次新界邊境區的原住民對公眾諮詢表現出了極高的參與熱忱。然而他們並沒有成為深圳公眾諮詢會的議題，他們的聲音也沒有出現在深圳的公眾輿論中。
作為邊境香港原居民的代表人物文伙泰，就提出邊境開發應當是「政府牽頭、財團運作、民間參與」。而過去30年裡，文伙泰代表民間力量不斷呼籲政府牽頭，卻一直沒有答覆。如今香港特別行政區、深圳經濟特區都已經成為了牽頭者，而香港5大財團在深圳河邊的土地儲備，也已經達到300萬平方米。
文伙泰認為，目前關鍵是三大方面要形成合力，他說：「三者如果各奔東西，就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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