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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說到林紓的時候，人們熟悉他的兩件事，其一，他是一位不懂外文的翻譯家，翻譯了《茶花女》等一百八十多種外文著作。先後向中國讀者介紹了莎士比亞、狄更斯、司哥特、笛福、歐文、雨果、大仲馬、小仲馬、巴爾扎克、易卜生、賽萬提斯、托爾斯泰、孟德斯鳩等西方大師的名著；其二，他對白話文頗無好感，做小說諷刺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提倡白話的猛將，甚至連同北大校長蔡元培也一併加以諷刺。
1919年2月初，上海《新申報》為林紓開闢了「蠡叟叢談」專欄，每天發表短篇小說。1919年2月17、18兩日他發表了小說《荊生》，1919年3月19至23日又連載了小說《妖夢》。《荊生》寫了三個書生：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異，新歸自美洲的狄莫，分別影射陳獨秀、錢玄同和胡適。小說寫道，三人聚於北京陶然亭畔，飲酒歌呼，放言高論，掊孔孟，毀倫常，攻擊古文。忽然，隔壁一聲巨響，一個腿比牆壁還高的偉丈夫荊生斥責三人曰：「……爾乃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然後「偉丈夫」荊生輕輕幾下就把這三人收拾得屁滾尿流。
林紓的另一篇小說《妖夢》，寫一名叫鄭思康的陝西人（思念東漢經學家鄭玄康成之意），夢見一髯者邀他遊陰曹地府。他們來到一城市，見一所白話學堂，門前大書一聯：
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
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甚麼東西。
進入學堂，看見門頭上大書「斃孔堂」，也有一聯：
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
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校中有三個「鬼中之傑出者」：校長元緒（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恆（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影射胡適）。田、秦二人毀倫常，讚揚白話文，元緒對他們的言論稱讚不已。林紓在小說之首說：「夫吉莫吉於人人皆知倫常，凶莫凶於士大夫甘為禽獸。此《妖夢》之所以作也。」
兩篇小說，自謾罵始，以辱罵終，不是君子之道，已不是討論問題的方法。前前後後，因素多樣，世情複雜，今日不再贅言也罷。只是，作為後來人，當盡量公平論往事，既應知林氏罵人，也應曉林紓道歉之事，不可不提起寫了諷刺小說之後林氏的舉動。有一陣子教科書講述新文化運動，對林氏的醜行著墨極多，向一些報館寫信公開承認自己罵人的錯誤，向蔡元培等人道歉一事則不提起。六十八歲的文化名人在那樣境地在報上公開道歉，其內涵無論如何後人也難以視而不見。
論事絕對化，不僅一個林紓有此缺點，宣導新文化的一方也曾有出語傷人的時候，比如指某某為「選學妖孽」，把傳統罵得一文不值等等。林紓寫公開信承認錯誤是學人胸懷，陳獨秀認為「林琴南很可佩服」也是一種學人胸懷。1919年4月13日《每週評論》17期「隨感錄」上署名「隻眼」發表了一則《林琴南很可佩服》：「林琴南寫信給各報館，承認他自己罵人的錯誤，像這樣勇於改過，很可佩服。」林紓逝世後，胡適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話詩》中說，「我們這一輩的少年人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黨林琴南。只聽得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做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這個也是學者胸懷。
我們雖然很難說白話運動是單純的學術爭鳴，它不可避免地與學術權力糾纏在一起，但也脫不去學術的因數，論爭起來還是沿著學術的路子走好一些。動用非學術的手段，表面可能風平浪靜，其實基底還是顫動不已，基礎遠沒有夯實，陳舊的問題還會展現出來。
政治的歸政治，經濟的歸經濟，學術的歸學術，再好不過。不過，看過往世事，諸事醬在一起的時候多有，結果把事情弄得很糟，最後人們也不知道事情的真實面目了。比如，清朝的時候，舉人王錫侯怕年輕人不知文字避忌，在自己所編的《字貫》的「凡例」中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人的名字照原字書寫，乾隆帝赫然震怒，認為「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王錫侯一片好心，落個身首異處的下場。這類事不是僅此一例，查諸歷史，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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