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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俞平伯
黃 波
近代西學東漸,留洋在知識界中蔚成風潮。而這種「別求新聲於異邦」的經歷,於當事人幾乎都有著莫大的影響,無論學術傾向,還是人生際遇。這中間,俞平伯是一特殊的個案,他的「西遊記」恰如他自己所說,「在當時留學界中傳為笑談」。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1920年1月4日,正是「五四」大戲剛剛落幕的時候,剛剛從北大畢業、21歲的俞平伯,和五四運動中的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一起,從上海搭船,自費赴英國留學。應該說,俞平伯對此行是充滿了年輕人應有之期待的。就在前一年,同窗好友楊振聲留學美國,他還特地寫詩,羨慕好友走上了光明的「途程」,慨歎自己「還蜷伏在灰色的城圈裡,嘗那黃沙風底泥土滋味,睜眼看白鐵黃金揚眉吐氣」,並希望自己能夠與朋友「攜手在無盡的路途上,向無限的光明去」。
可是事情的轉折來得非常突然。俞平伯一行是2月22日到達倫敦的。他在倫敦僅僅住了十多天,即決定回國,並很快於3月6日登船啟程。傅斯年聞訊大驚,3月14日早晨,當俞平伯乘坐的日本輪船抵達法國馬賽,傅斯年也從倫敦匆匆趕來,加以勸阻。對這一場景,俞平伯回國後曾賦詩描摹,「有兩個人站在船頭甲板上,絮絮地說著,帶哭聲地說著:『平伯!你這樣——不但對不起你底朋友,還對不起你自己!』」直到暮年,俞氏在日記中仍滿懷深情地寫道:「老傅追舟馬賽,垂涕而道之,執手臨歧如在目前,而瞬將半個世紀,故人亦久為黃土矣。」可見傅斯年力諫的這一幕給俞平伯留下了極深的記憶。然而,俞平伯歸國之心卻終究無法扭轉。
俞平伯奇特的「西遊記」讓人頗多猜想。俞平伯的外孫韋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有這樣的解釋,「外祖父自費赴英留學,這對一個普通讀書人的家庭來說,不是件易事。奇怪的是,當年夏天,他便從英國返回。來去何以如此匆匆?不免引起了人們的猜測。穿不慣洋服、皮鞋,此為一說;想念、拋捨不開妻子,又是一說。至今確信為後一種說法者居多數。這大概與人們親眼看到他們恩愛偕老的事實分不開的。哪一種說法更正確呢?我曾問過外祖母,她淡淡一笑:『那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錢,哪裡會是為我呢?』」俞平伯是因為經費困難放棄留學,今人所編的《俞平伯年譜》就採信了此一說。不過,研究紅學的孫玉明認為這一說法「並不符合實際情況。就在俞平伯去購返程票那天,他還到銀行取錢並寄回國內。再從另一個角度想,俞陛雲(俞平伯的父親)是一個十分細心的人,若無足夠的經費,他是不會讓俞平伯冒失去國外的。」在孫玉明看來,「俞老夫人不承認俞平伯是為她而從國外匆匆歸來,只是一種自謙的說法。她與俞平伯於1917年10月成婚,婚後感情甚篤。……還有另外的原因:俞平伯特定的生活經歷,使他養成了與外界環境格格不入的個性。也就是說,在異國他鄉,他缺乏一種生活自理的能力。」
孫玉明在韋柰之外,補充了俞平伯短暫西遊的另一解:缺乏生活自理的能力。我很奇怪,俞平伯的研究者,為什麼會偏偏漏掉這一場「西遊記」中一個重要當事人的說法?實際上早在當年俞平伯執意歸國之後,傅斯年就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談及此事,說俞平伯「到歐洲來,我實鼓吹之,竟成如此結果,說不出如何難受呢!平伯人極誠重,性情最真摯,人又最聰明,偏偏一誤於家庭,一成『大少爺』,便不得了了;又誤於國文,一成『文人』,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我自問我受國文的累已經不淺,把性情都變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長歎。但望此後的青年學生,不再有這類現象就好了。」
這裡的傅斯年,不僅是以好友,而且是以受過現代西式教育的知識分子身份,對俞平伯進行了一次觀察。在傅斯年眼中,俞平伯視留學大計為「興盡而來興盡而返」的雅事,完全是一種文人的習氣使然,他更認為,這種文人的習氣不僅對俞平伯,對「此後的青年學生」也都將有負面的影響。傅斯年這種觀察的角度耐人尋味。書香門弟出身的俞平伯,終其一生都是一個傳統文人,而未成為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已初現端倪於這次夭折的「西遊記」中。雖然不必一定要分出「傳統文人」和「知識分子」的優劣,但就時代的氛圍和俞氏的天分而言,不能不說有一點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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