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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俞平伯
黃 波
近代西學東漸，留洋在知識界中蔚成風潮。而這種「別求新聲於異邦」的經歷，於當事人幾乎都有著莫大的影響，無論學術傾向，還是人生際遇。這中間，俞平伯是一特殊的個案，他的「西遊記」恰如他自己所說，「在當時留學界中傳為笑談」。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1920年1月4日，正是「五四」大戲剛剛落幕的時候，剛剛從北大畢業、21歲的俞平伯，和五四運動中的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一起，從上海搭船，自費赴英國留學。應該說，俞平伯對此行是充滿了年輕人應有之期待的。就在前一年，同窗好友楊振聲留學美國，他還特地寫詩，羨慕好友走上了光明的「途程」，慨歎自己「還蜷伏在灰色的城圈裡，嘗那黃沙風底泥土滋味，睜眼看白鐵黃金揚眉吐氣」，並希望自己能夠與朋友「攜手在無盡的路途上，向無限的光明去」。
可是事情的轉折來得非常突然。俞平伯一行是2月22日到達倫敦的。他在倫敦僅僅住了十多天，即決定回國，並很快於3月6日登船啟程。傅斯年聞訊大驚，3月14日早晨，當俞平伯乘坐的日本輪船抵達法國馬賽，傅斯年也從倫敦匆匆趕來，加以勸阻。對這一場景，俞平伯回國後曾賦詩描摹，「有兩個人站在船頭甲板上，絮絮地說著，帶哭聲地說著：『平伯！你這樣——不但對不起你底朋友，還對不起你自己！』」直到暮年，俞氏在日記中仍滿懷深情地寫道：「老傅追舟馬賽，垂涕而道之，執手臨歧如在目前，而瞬將半個世紀，故人亦久為黃土矣。」可見傅斯年力諫的這一幕給俞平伯留下了極深的記憶。然而，俞平伯歸國之心卻終究無法扭轉。
俞平伯奇特的「西遊記」讓人頗多猜想。俞平伯的外孫韋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有這樣的解釋，「外祖父自費赴英留學，這對一個普通讀書人的家庭來說，不是件易事。奇怪的是，當年夏天，他便從英國返回。來去何以如此匆匆？不免引起了人們的猜測。穿不慣洋服、皮鞋，此為一說；想念、拋捨不開妻子，又是一說。至今確信為後一種說法者居多數。這大概與人們親眼看到他們恩愛偕老的事實分不開的。哪一種說法更正確呢？我曾問過外祖母，她淡淡一笑：『那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錢，哪裡會是為我呢？』」俞平伯是因為經費困難放棄留學，今人所編的《俞平伯年譜》就採信了此一說。不過，研究紅學的孫玉明認為這一說法「並不符合實際情況。就在俞平伯去購返程票那天，他還到銀行取錢並寄回國內。再從另一個角度想，俞陛雲（俞平伯的父親）是一個十分細心的人，若無足夠的經費，他是不會讓俞平伯冒失去國外的。」在孫玉明看來，「俞老夫人不承認俞平伯是為她而從國外匆匆歸來，只是一種自謙的說法。她與俞平伯於1917年10月成婚，婚後感情甚篤。……還有另外的原因：俞平伯特定的生活經歷，使他養成了與外界環境格格不入的個性。也就是說，在異國他鄉，他缺乏一種生活自理的能力。」
孫玉明在韋柰之外，補充了俞平伯短暫西遊的另一解：缺乏生活自理的能力。我很奇怪，俞平伯的研究者，為什麼會偏偏漏掉這一場「西遊記」中一個重要當事人的說法？實際上早在當年俞平伯執意歸國之後，傅斯年就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談及此事，說俞平伯「到歐洲來，我實鼓吹之，竟成如此結果，說不出如何難受呢！平伯人極誠重，性情最真摯，人又最聰明，偏偏一誤於家庭，一成『大少爺』，便不得了了；又誤於國文，一成『文人』，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我自問我受國文的累已經不淺，把性情都變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長歎。但望此後的青年學生，不再有這類現象就好了。」
這裡的傅斯年，不僅是以好友，而且是以受過現代西式教育的知識分子身份，對俞平伯進行了一次觀察。在傅斯年眼中，俞平伯視留學大計為「興盡而來興盡而返」的雅事，完全是一種文人的習氣使然，他更認為，這種文人的習氣不僅對俞平伯，對「此後的青年學生」也都將有負面的影響。傅斯年這種觀察的角度耐人尋味。書香門弟出身的俞平伯，終其一生都是一個傳統文人，而未成為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已初現端倪於這次夭折的「西遊記」中。雖然不必一定要分出「傳統文人」和「知識分子」的優劣，但就時代的氛圍和俞氏的天分而言，不能不說有一點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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