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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
「香港人長時間工作，卻沒出頭機會，也就是內地俗語所謂的『窮忙族』。這種努力但向下流動的社會現象，在金融海嘯中特別影響大眾的情緒。」曾幾何時，香港被視為遍地機會的地方，只要肯努力讀書或工作，總會有出頭天。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經濟增長形式與步伐出現轉變，便令人覺得以往提供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渠道經已擠塞，個人要有所作為，已變得愈來愈困難。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指，市民一般認為70年代的香港最好，當時專業行政人員上升78%，文員增加100%，服務性行業上升63%，戰後出身的市民很容易便由藍領轉為白領。「當時的人可算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大大小小都有機會出頭。」但至1996至2001年經濟出現負增長，再遇上金融風暴，外判工增加，經理職位便少了，管理下層的主任職級反而增加。「97回歸後，一般市民抱著焦慮和不忿，但卻未有研究證實目前的年青人比上一代的舊人較難上位。」
教育是上位關鍵
一個在06年公布的調查顯示，香港有5分之1由普通家庭出生的人士，成功晉身成為中產人士。「所以這一代的年輕人不一定比上一代慘。」調查發現，父母任職管工、主任等中層人士的子女，較一般人士較容易成功。「但這情況並非必然，因為社會有流動（mobility），有不同方法及渠道令自己的位置出現改變。」1965年前出生的香港市民，任職經理級人士，3成擁有大專學位，1966年後出生的社會高層，卻有9成是大學畢業，教育便成為了社會流動的重要因素。呂大樂表示自己是大學教授，子女不能「繼承」他的學位和職業，市民要「上位」，就要靠教育。
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人人想走在別人前面，接受教育和進修多不是以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作依歸，而是考慮競爭對手有甚麼和多少學歷。「現在，許多中學生在聯招選科時都選讀工商管理，較少人選讀文科和社會科學，選擇純科學的更少之有少。」
競爭只因焦慮
在激烈競爭下，大部分香港人都緊張起來，更自覺要為自己及下一代做好準備，以應付愈來愈激烈的競爭，感到更強烈的焦慮和不安。他表示，近年市民為了爭取成功機會，連報考國際認可音樂考試的人數也不斷上升，連音樂也成為建立自己前途的工具主義策略思維（instrumentalism）。「雖然許多學生都進修音樂課程，但你試試查考音樂會的入場人數，看看有多少人進入演奏廳欣賞音樂？他們真對音樂有興趣？香港真的是文化藝術之都？」
以往，香港人爭取上位會努力讀書，但當大家的實力相若時，便會進修藝術課程，企圖另闢別徑拋離對手。但現在藝術教育普及了，連低下階層也有機會學習彈琴，新界北區的社區中心興趣班的種類和單張的數量，與銅鑼灣區不相伯仲。
「現在『社會擁擠』（social congestion）情況十分嚴重，父母自己不懂音樂便希望子女學習，希望儲多一兩張證書，『砌好』自己的履歷書。市民發掘子女潛能的態度是正確的，但走錯了方向。」呂大樂認為，家長應尊重子女的興趣和能力，香港應該多些學生按興趣和能力修讀文科和社會科學才對，才可為社會發展提供多元化的人才。
有調查顯示，對於本港經濟不景氣問題，最悲觀的是中產，低下階層反而比較積極，他們認為現今的社會狀況，反而對下一代有更好的發展機遇。本來，奮發上進是推動進步的一種動力，但在香港則表現為一種形式化的文憑學歷競賽，教育成為一種「位置對比的物品」（positional goods）。「其實，教育是培育精英的基本，被焦慮拖累是可悲的，如果方向不明便無法對問題對症下藥，大家的辛苦努力只會事倍功半，削弱了自己本土發展潛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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