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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俊峰
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不妨回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個最初的重要口號。沒有「解放」的閱讀，就不會有「解放」的思想；逐漸「解放」的閱讀，反映得出「解放思想」是一個頗耐人尋味的漸變歷程。
和香港毗鄰的深圳，舉辦了「30年30本書」評選，從12月5日揭曉的評選結果和更早時的評選過程，都可以觸摸到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成就之外的側影。
「30年30本書」這個活動的策劃和舉辦是在深圳，主辦方是「深圳讀書月組委會」和深圳報業集團，但評選過程不限於深圳。先由公眾海選和初選，然後來自全國的複選和終選評審評議出最後書目。
複選評審是中國一些重要報紙和雜誌的讀書版編輯；終選評審中很多名字是中國書界和文化界都很熟悉的，如獨立書評人止庵、萬聖書園的老闆劉蘇里、北大中文系的老教授謝冕、華東師大的陳子善，還有台灣的南方朔和香港的馬家輝。
記者11月25日去深圳採訪「30年30本書」的終選，當天結果就出爐了。不過主辦方保密到家，外界媒體一律被擋在上午的最終評選會門外，只能旁聽下午的評審委員論壇。評選結果要等到12月5日頒獎典禮上才公佈。看到這份最終的書目，的確感慨良多。
這三十本書不是按照暢銷數據來決定，而是帶著中國大陸讀者在這三十年中的集體回憶。終選結束後的論壇上，評審們從各個側面說到了他們對這三十年閱讀過程的感懷。
劉蘇里：
中國社會政治開放在出版上留下軌跡
謝冕教授說，作為一個在大陸的大學（北京大學）工作的人，過去是沒有書可讀，外面有書也不讓他們讀。他看到書目名單時有點激動，王朔、張愛玲、《馬橋詞典》、《第三次浪潮》這些人名和書名都能喚起心靈裡痛苦和親密的記憶。他覺得，這個書單反映的是中國社會進步改革的一個過程。
劉蘇里的萬聖書園，從北大小東門外僻靜的成府街開到熱鬧的藍旗營，從一家小店開成了很多作者和讀者都要去「朝聖」一趟的大店，整個過程裡他一直守著一條「獨立書店」的核心價值，他覺得「獨立書店」的意義之一就在於自由精神。所以，劉蘇里談這三十年的閱讀，社會政治開放是他關注的主要脈絡和軌跡。
他說，這次入選的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在1980年要讀，要有局級的介紹信才能買到，大約十年前，1998年前後，在中國大陸已經完全可以公開出版和售賣了。吳思的《潛規則》出版過程也很有意味，2001年出版時很順利，但之後就不讓重印，過了幾年卻又可以印了。《集權主義的起源》，30年前已經在中國大陸有譯稿，但在2008年才能公開出版。鹿橋的《未央歌》在港台已經是數十年的經典，但在中國大陸是最近才能出版。劉蘇里猜想，可能是《未央歌》中涉及到貼近歷史事實的國民政府抗戰的內容，過去不能出版，而近年中國大陸全面開放了關於國軍在正面戰場抗戰的討論，所以這本小說終於能進入大陸。這些戲劇性的經驗，在劉蘇里看來，是中國社會政治開放在出版上留下的軌跡。
不過，他覺得開放還是有限，比如《古拉格群島》，很早前在中國大陸就實際翻譯和出版了，還很便宜，但是到今天還不能公開發行和公開銷售。德爾拉斯的《新階級》，1962年在中國大陸就翻譯出版過，但到現在都不允許重印。劉蘇里希望，可以在下一個三十年的評選書目中見到這些書。
止庵：
閱讀是一個人的事
獨立書評人止庵，看起來比想像的要年輕，評選主持介紹時說，止庵的「眼光很獨到，文筆很苛刻」。相對於謝冕回憶過去的激動和劉蘇里展望未來的希望，止庵的態度就很個人，他說，這份三十年的書單，越往前他越熟悉，越往後就越生疏。「我是怎麼了？」他說。「三十年前和現在不一樣，那時候我們有個共同的愛好，那時書少，求知慾多，後來慢慢分流了，我就是一個支流。」 作為一條支流，他覺得閱讀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沒有義務告訴別人對和錯。而人生苦短，可用於讀書的時間更短暫，所以他在決定要不要讀一本書之前會慎重選擇。止庵最後總結三十年讀書心得，說：「什麼書好賣就出什麼書，無可非議；什麼書好賣就讀什麼書，愚不可及。」
「30年30本書」論壇，可能是主人家的待客之道，最先講演的其實是從台北來的南方朔。南方朔說，從這份書目來看，美中不足之處是「30本書裡，比較具有觀念啟發的部分，好像都是外國人寫的。為什麼華人世界的觀念啟發都要靠外國人？這值得兩岸四地去努力去思考。」除了觀念啟發的部分，他個人滿喜歡的歷史類和科普類的書，也是外國人寫的居多，他懷疑其中是否和學術制度有關。
馬家輝：
香港扮演的角色
過去的30年中，包含了香港回歸中國的11年，不止11年，整個改革開放的歷史中香港對於中國大陸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這次馬家輝被邀請擔任終選評審，他講演時也是以香港和中國大陸出版的互動為題。他說，香港對成為中國一部分只有十一年經驗，這段時間，香港對大陸出版品的接受程度越來越「火」。另外，香港人也以不同方式參與大陸的出版，一是香港作者在大陸出書（他最近的《關於歲月的隱秘情事》就由上海書店出版）；二是香港人參與大陸的出版，如陸智昌為北京三聯書店作書裝設計；三是香港人「替」大陸出書，馬家輝笑說，這主要是禁書，大陸遊客在香港買「禁書」，已經是「很公開的秘密的循環」。總之，香港人介入大陸出版，以後一定可以提升香港出版和閱讀水平，但還需要時間。
不過，馬家輝最「耿耿於懷」的，是《哈利波特》沒有被選入30本書。
其他終選評審也從各自立場評論了三十年出版閱讀的問題，如譯林出版社創建人李景端就不滿現在「垃圾書」過多；陳子善覺得社會開放程度遠遠不夠；張冠生認為要讀懂改革開放三十年，至少要先給這三十年一個背景，即之前的「改革封閉」，所以，「我們的閱讀在改變，改革接著改，開放還不夠。」
後一個三十年，讓書不再是集體回憶
記者聽完了全部的講演，也在幾天之後看到了30本書的書目。相信它們確實是三十年中令人記憶深刻的部分，不過誠如評選委員所說，很多本來應該進入這份名單的書，因為社會開放的問題遺憾地缺失了。另外一個問題也值得思考，今天很大一部分中國的讀者，影響著中國的現在和未來幾十年，他們生於七十、八十年代，過去的三十年，他們的參與有限，這30本書，更多代表的是他們上一代、兩代人的經驗和記憶。像《朦朧詩選》、《第三次浪潮》，都帶著深刻的時代印記，因此成為八十年代閱讀記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從更廣闊的時間來看，比它們更重要、更有啟發意義的書不在少數。
集體回憶，是「30年30本書」評選重要的價值；但也因此成為一個局限。希望如果再有今後10年、20年、30年的評選，社會可以更開放，回憶不會成為負擔，書能回歸到書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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