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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聰認為保存歷史要由今天做起，不能再拖，否則日後要找也困難。
文：林意生 圖：受訪者提供
在熙來攘往的街道上行走，對迎面而過的人，你也未必會留意，久經風塵的高樓大廈也只能作為這鬧市的背景板，當中的由來真的盡歸塵土，乏人問津。幸好還有像吳啟聰和朱卓雄等熱愛建築的人士駐足細賞社區裡的建築物，在公餘時抽空搜集資料，重新發掘出昔日華人建築師在區內留下的印記，但很多都已消失，仍然屹立的，其將來也未見樂觀。
建築物的外形，或工整雄渾，或新穎奇特，都是顯而易見，但背後負責構思和策劃的建築師就往往隨年月消逝而無人知曉。兩位對建築有濃厚興趣的建築師—吳啟聰和朱卓雄有見及此，便搜集有關資料，過程中逐漸整理出一系列第一代華人建築師的手筆，大多在20至60年代落成，最終選取了當中具代表性的8位（組）而寫成《建聞築蹟—香港第一代華人建築師的故事》一書（下簡稱《建》），分享他們搜集所得。
避戰來港 造就成功
《建》裡所談及的第一代華人建築師一共有8組，霎時間不易分清誰是誰，相信目錄的精簡介紹最為傳神，包括有「融入科學理性的建築視野—范文照、傳統技術與現代主義的糅合—陸謙受、商業大廈的創新風格—關頌聲、朱彬、楊廷寶（三位是基泰工程司創辦人）、以民為本的實用設計—徐敬直、跨越中西文化的建築精神—甘洺（Eric Cumine）、本地建築師先驅周耀年和李禮之（兩位同為周李建築師工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華人自立建築事務所在當時屬罕見）、工程與藝術融合—司徒惠，以及注重功能與效率的建築工程—阮達祖。」各人有著不同建築風格，但吳啟聰認為他們有一些同共特徵。
「他們都是廣東人（原籍廣東），大部分都曾在外國留學，然後回國投身建築界，經戰亂而來港發展。我們在資料裡發現，他們都有出色的背景，以及屬於那個時代華人建築師的代表，而這也可算是入選的準則。」
建構社會 培育後晉
那些建築物，即使大家沒有全部見過或沒有仔細留意，也至少見過其中一二，留下一絲記憶，像中環萬宜大廈（朱彬）和恒生銀行大廈（阮達祖）、香港中國銀行大廈（陸謙受）、聖馬利亞堂（周耀年、李禮之）、銀都戲院（范文照）、旺角麥花臣球遊樂場（徐敬直）、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司徒惠）和蘇屋邨（甘洺）。它們都是這批第一代華人建築師留下的印記，曾經在你我行走的街上出現過。
在他談及眾多位建築師的作品裡，他坦言最喜歡的是司徒惠其中之一的手筆—位於佐敦彌敦道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認為可能是在二次大戰後期裡所建最好的教堂，非常細緻和善用空間，而且擁有一種中西合璧的韻味。
他們對香港建築界有深遠的影響，這不止於他們把建築設計落實，成為社會的一部分。吳啟聰認為，他們在行內貢獻良多。「他們全受過正統建築學教育，很早就建立個人名望（早前多在上海發展），具有經驗，兼備國際視野，把外國的建築設計和美學意識引進到香港，又積極提升業界的專業水平，如促成香港建築師協會的成立，亦協助年輕建築師等。」這些都推動建築界邁向專業發展。
四位大師 為港建基
吳啟聰揀選了當中4位來解釋他們當時對香港建築業的影響，像「基泰工程司」的朱彬（另外兩位合夥人是關頌聲和楊廷寶），中環的萬宜大廈屬他的手筆之一，在辦公樓內加入多層室內購物長廊，連接兩個位處不同街道的出口，以及配置香港首部公共使用的自動扶手電梯，在當時來說都是比較新穎，其後的陸海通大廈也是類似的設計，而1957年建立的德誠大廈，更是香港第一幢採用玻璃幕牆大廈。
另一位同樣極具影響力的是創辦興業建築師事務所的徐敬直，他更是香港建築師協會的創會會長，促進建築界的專業發展，更用英文編寫中國建築史《Chinese Architecture, Past & Contemporary》，而且參與不少建築項目，所以吳啟聰稱徐敬直其實算是「多產型」，昔日的北角麗池酒店、土瓜灣新亞書院，以至現在仍存在的中環永安保險大廈及灣仔鄧肇堅醫院，都出自徐敬直的手筆。
范文照則是其中一位創辦中國建築師學會，以前銅鑼灣的豪華戲院、觀塘銀都戲院和北角循道衛理堂都是他負責設計，吳啟聰對這位大師的風格有所補充。「早期偏重古典形態和裝飾韻味，其後則受『現代主義』設計影響。」除了建築風格影響其後的建築師外，他還採用本地建築物料，適合本港氣候，這點對採用建築物料也有啟發。
而在書裡所選的建築師中，吳啟聰認為陸謙受的設計能力最高，除了有份參與設計上海外灘和香港的中國銀行大廈之外，展現本地建築美學的作品還有鰂魚涌麗池大廈和淺水灣的保華大廈，後者把獨立屋的間隔融入大廈內，十分特別。
翻查資料 途徑不多
要搜集那時候的建築師資料，過程並不是容易，吳啟聰表示他們在2003年開始進行，但都覺得儲存有關資料的地方不多，加上他們各有正職，只能「兼職」地和相對較為粗疏的方法搜集資料。幸運的是，他們當時都是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講師，可以在該校圖書館找到相關資料和得到協助，不然想找也很難。「那裡可能是現存有關本地歷史最齊全的資料收藏，但那圖書館只開放給學校師生，並不對外開放。」
他倆斷斷續續地花了2年時間翻查舊書和文憲，過程需時，但當中也不完全是枯燥乏味。吳啟聰說，他倆偶爾會發現一些建築物，原來就是自己小時候時常經過的地方，令他們不勝自喜；另外也有部分舊建築的資料險遭丟棄。「當時圖書館員正準備丟棄舊資料，幸好給在港大進修的朱卓雄發現，及時阻止才能保住有關資料，這也反映現時對保存這些資料的不足。」幸好還有不少熱心人士十分關心本地建築物。他說這本書出版至今，不時收到讀者以電郵方法提出指正，令他倆都獲益良多。
據吳啟聰粗略估計，第一代的華人建築師至少有50人，但無奈資料有限，難以找到關於他們的事跡，即使是向建築公司查詢也未必有結果。「當建築師不在世，很多時候他的公司也不存在，資料隨之消失，加上當時未有很強的意識保存以往工作的資料，都令相關建築設計難有線索查找。」
保護建築 尊重民意
第一代華人建築師在香港曾留下不少作品，構成社會的一部分，與現在的建築師相比，所面對可有甚麼不同？
「我們在不同世代都有著不同的挑戰，以前建築專業在香港較細規模，現在行內則競爭劇烈，而且工作的位置也有明顯的不同，50年代的香港建築師很多都在本地工作，現在則會在世界不同地方工作，包括中國、俄羅斯、東歐、中東以至東南亞等，而設計和技術的轉變也快得很，我們確實很難趕得上。」
對於上述談及建築師的作品各具特色，吳啟聰認為那是一個進化的過程。「那年代無論是社會、文化以至科技都轉變得很快，而他們亦需要在過程中適應，像公共屋邨的設計就是一個明顯例子，整個設計理念在近年已有迅速轉變。」
至於未來的建築設計，吳啟聰認為會不斷改變。「設計從現在開始將會更趨多樣分化，而香港在這方面仍然落後於其他城市，我們所需要的是有質素的公共建築物，而不是一些所謂『地標』的高大建築。」
昔日有不少具特色的建築物有幸的以活化保育獲保留（灣仔和昌大押），或覓地遷移（如由金鐘遷到赤柱的美利樓），但更多的是已遭清拆，令人惋惜。吳啟聰表示像中山文物徑裡有很多建築物已不復在，徒有指示牌，甚感無奈。若要改善現狀，市民的參與十分重要。「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程序，亦即可以讓更多人參與決策過程，要傾向有一致認同的基礎和程序。儘管這可能拖慢整個設計過程，但這是現時世界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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