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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磊
在世界範圍內，禁書曾經是一個普遍現象。當年納博科夫拿著厚厚的一摞書稿交給出版商，對方研究了一番之後告訴他：「如果出版了這本書，我們都會被關進監獄。」——熟悉的人都知道，這，就是當年《洛麗塔》一書的遭遇。這本書中寫了一個繼父與養女之間的不倫之戀，故事曾經讓眾多當年的有識之士深為擔憂。當然，今天，在經歷了種種曲折之後，這本書暢銷全球。
寫這麼多文字，當然不是要為禁書這種行為辯護。實際上，禁書本身是事關言論自由的一個問題。一個社會出現大面積的書籍被禁毀的現象，至少社會的言論自由程度較低。社會的開放程度不高，導致社會上諸多話題不可以被公開討論。但是，因為鬥志鬥勇的緣故，在禁書與反禁書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很多有趣的現象。
首先，禁書是文化出版領域「紅杏出牆」的現象。一般而言，總是先有出版，然後才有查禁。而書籍之所以能夠被出版，本身已經意味著文化消費群體本身已經出現相當程度的相關需求。在經濟利益或者社會良知的驅動之下，一些出版商大膽出位，決定放手一博。這樣，就會出現所謂的禁書。
讓人感覺有趣的是，一本書的命運如何，往往並不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意志。甚至，很多時候還會出現恰恰相反的問題。比如《金瓶梅》，歷代屢屢禁毀，最終卻反而成就了這本書。不信你到書店去看一下，精明的出版商早就在封面上印刷了「古代禁毀小說」了。一本書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因素之外，還受到出版查禁的「追捧」，這難道不是很有趣的問題嗎？
實際上，在歷史上，禁書，也並不總是成功的。一些聰明的出版商總能想辦法讓自己的利潤最大化，同時讓被禁毀的書籍進行地下傳播。比如，台灣作家李敖到大陸做演講，曾經談過自己的親身經歷。當年李敖的作品在台灣也曾被查禁。但是，在地攤上，讀者翻開一本類似於地攤文學的、封皮上印刷著美女大腿、胸脯一類的東西，內容很可能就是李敖的哪本書。還有的出版商在書籍遭到查禁之後，會將整本書換一個名字繼續出版，有時候居然可以蒙混過關。這種書籍的歷險，也是一種頗有趣味的經歷。
我自己感覺，一本書也和一個人一樣，大家有自己的命運。和人一樣，在娘胎裡呆著的時候，還不能算一個完整的生命。但是，一旦呱呱墜地、發出了第一聲啼哭，那麼它就有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權利。貿然扼殺已經出生的東西，怎麼說都不應該被看作理所當然的。
書籍的被禁毀，很多時候是打著冠冕堂皇的幌子進行的。比如說清代《四庫全書》的編撰。《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親自組織的中國歷史上一部規模最大的叢書。由總纂官紀曉嵐窮畢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學士成書於公元一七七二年。該書包括經、史、子、集四部，三千四百六十一種書目，七萬九千零三十九卷，總字數將近十億，可謂超級文化大典。但是，這個工作本身也是在借「編書」而「焚書」。
與秦始皇赤裸裸焚書不同，乾隆皇帝的禁毀書籍做得含情脈脈。其具體的做法是，借編修《四庫全書》這一名義而號召「獻書」，把隱散於民間的豐富藏書徵集至朝廷，然後進行篩選。與朝廷趣味不合的，統統加以銷毀。所以有人說，乾隆編纂《四庫全書》，其目的不在文化而在政治。而據海寧陳乃乾《禁書總錄》中的統計，乾隆皇帝毀書的總數是：全毀書目二千四百五十八種，抽毀書目四百零二種，銷毀書版目五十種，銷毀石刻二十四種。其銷毀書籍的數目，顯然遠遠大於被收錄的數目。這種做法，居然還被稱之為與大運河與萬里長城並列的三大工程。
書籍的被禁毀，一般而言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因為文化禁忌的緣故，比如色情、暴力的書刊；還有一類，則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前一類在古代中國以及古代西方都屢有出現。但是，隨著社會包容度的增強以及人們文化觀念的變化，一些書籍被逐步解禁，甚至暢銷起來，比如《金瓶梅》和納博科夫的《洛麗塔》。還有一些書，則進了垃圾堆，永世不得翻身。至於後一類的問題，往往要在政治局面出現轉機以後才會面世。這類書籍，一旦被允許面世，往往可以收到洛陽紙貴的效果。這種現象的出現，一般也意味著文化上的壓制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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