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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內地白內障患者掃盲 笑言「中年危機」驅使
本報記者 邱萍菲
生於傳統愛國華僑家庭，經歷過火紅年代的洗禮，愛國是周伯展所說的「胎教」使然，延伸成別人眼中「戇居」的20多年。見他初時一臉嚴肅說起投身內地醫療公益服務的原因，還以為醫生總難脫刻板形象，誰想他轉眼棄用專業術語，不說「光榮使命」，反而鬼馬地以熱爆的「中年危機」形容當年滿腔熱血的機緣巧合。他的「尋找光明的日子」，由視覺第一中國行動開始，經歷過心驚膽跳的西藏高原掃盲，也嘗試過在昆蟲亂飛的手術室動刀，更遭遇過手術期間忽然停電，刀和人都要即時定格的驚險……
這些在改革開放初期，於國家落後地區的親身體驗，堅定了他繼續為內地偏遠地區人士「亮睛」的決心。「施比受更有福」，他看到的是在艱難環境下求存的國人的堅毅勇敢，「從他們身上我學到的、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那種內心的喜悅難以言喻」。一個人的力量很小，他期待透過「亮睛點」，跳出過往「做完即走」的慣性，走更深入的當地人才培訓路，令亮睛工程「落地生根」。
掃盲先行者 甘願少賺錢
不是語不驚人誓不休，也不是借娛樂新聞主角倪震的名言炒作，但說起1980年代中期「盲舂舂」跑到內地做「掃盲先行者」的原因，周伯展有點「冷幽默」地援引了「中年危機」四個字形容。事關當時事業「做到咁上下」，開始思考「呢世人想做咩」，在享受為病人排憂解難之餘，總有些事同樣值得付出精力及時間。如此一去20多年，與不少賺錢的機會擦肩，換來朋友「戇居」的評語，他依舊笑得開懷，破除「壯年聽雨客舟中」的迷惘，傻得很地說：「上了癮啦！」
此癮自非彼癮，是周伯展對慈善公益事業的執著及投入，說得興起，他笑眯了眼，提醒讀者「服務社會總是令人喜悅，但亦要小心上癮不要妨礙生命的主題！」受儒家思想影響，他堅信修齊治平素為君子所追求，故排列優先次序，而個人力所能及，乃堅定不移地走「亮睛」之路。機緣是1983年在香港舉行的亞太區國際眼科會議，他首次接觸內地的眼科醫生，後來效法「省港澳盃足球賽」，也舉辦省港澳眼科會議，多了接觸，自然也更了解內地的眼科醫療情況，尤其關注內地白內障問題嚴重。
睹逆境求存 悟施比受有福
1997年，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發起視覺第一中國行動，第一個目的地已要攀登高峰、挑戰高難度，到因紫外線過強而導致白內障病發率全世界最高的西藏，目標是把西藏建設成無白內障障礙區，更成功完成任務。當年入藏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他至今還記得那時心情的忐忑難安：「去之前真的很擔心，畢竟女細老婆嫩，不能出甚麼事！所以我們都小心翼翼，事前讀好多醫學書，16個人吃定防高山症藥，入了藏又喝紅景天的飲品。」都說要防高山症「男不如女、少不如老、強不如弱」，周伯展一行人帶著「善有善報」的阿Q精神，安然無恙地開展掃盲工程至今。
甚麼叫「施比受更有福」，他笑言初時表面理解，以為「幫到人便是快樂」，後來才慢慢咀嚼出箇中真義：「做公益服務不僅是出錢出力，還可以得到、學到很多事，不能用金錢、價值衡量。」在為病人亮睛的過程中，他去過內地最偏遠、最貧瘠、最落後的地方，看過無數張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下仍保持樂觀積極的面孔：「去家訪，人家真的住在泥造的土房裡，裡面黑漆漆的，牆上甚麼都沒有，那時我才懂甚麼叫家徒四壁！但他們很堅強、很勇敢地生活著，自己看不見了，還能照顧家人。」
10年間，視覺第一中國行動在內地治療了450萬隻眼，成果斐然，而周伯展卻直說所做的對國家而言只是杯水車薪。他屢次表示，慶幸自己生活在香港富裕安適的環境中。
感恩惜福，他彷彿又坐在飛機裡在前往甘肅的路上，飛機下方是一片一望無際的黃土高原：「我覺得在那片土地上生長，有幾叻、有雙翅膀都飛不起來！」正因深刻地感受到「環境比人強」的無助，他更期望以更多小小的「一己之力」，集腋成裘，與業內有心人一道同行，總能為國家、為有需要的人做些事。
拒「做完即走」 冀「代代延續」
紮根社區 作為亮睛工程副主席，面對的是龐大的計劃，而實際核心推動者還不足10人，要在內地設立100個亮睛點（眼科中心），培養200個當地的眼科醫生，言及於此，周伯展點著頭，靦腆地笑著承認「野心有點大」，但或者要達至終極目標，便需要有這種熾熱燃燒的理想主義。
擬設百亮睛點 引進港模式
亮睛點與其他掃盲行動最大的不同，是要紮根社區，破除以往無論火車、飛機、貨櫃車計劃「做完即走」的短期做法，他坦言：「即食地做，沒有長期幫助有需要的人，而問題會一再繁衍，所以我們希望設置不撤走的醫療隊。這個念頭在我們參與視覺第一中國行動第一個5年計劃時就已開始萌芽，因此才有了亮睛工程，期望做到助人自助。」
他介紹，亮睛工程計劃設100個亮睛點，每個眼科中心投入100萬人民幣，培養兩名當地醫生，希望能夠「代代延續」，開枝散葉。亮睛點既是公益事業，管理也引進香港模式：「中心要用一套我們所建議的制度，就是醫生要廉潔，帳目要清楚，謝絕紅包制，到年尾表現好的醫生會有花紅獎勵，也會定期送他們到香港乃至國外培訓。」
每「點」斥百萬 培育兩當地醫生
亮睛點以內地落後偏遠地區為優先，第一個已設在內蒙古，第2至第5個則在陝西，下一站：甘肅、四川、海南、貴州……但要長期作戰，資源所需不菲，周伯展透露：「相信所需的一億資金不是太大問題，在我們沒有公開籌款的情況下，我們已籌到2,700多萬，可以設27個點，要多點分給窮鄉僻壤。」
亮睛點的第一炮本選在貴州遵義，只因周伯展的愛國情懷，這個印尼華僑是唱著革命歌曲長大的，如今一聽《歌唱祖國》依然心潮澎湃，說著與他專業精英的外表不太相襯的「把青春獻給祖國」，歷史的脈搏在他體內躍動，彷彿是種召喚，和應著亮睛工程的長期抗戰之路：「這也是一次長征，需要捱得、堅忍的精神，並聚合大眾力量才可達到消除白內障困苦的目標！」
基於種種原因，貴州第一站未能成功設立，但周伯展並不氣餒，「同志仍會努力」，既是「革命」，怎會不經過點酸甜苦辣、波折關卡，他們的長征路，才剛剛起步。
手術室昆蟲亂飛 遇停電人刀「定格」
設施滯後 多年來投入支援內地眼科醫療的發展，看著國家改革開放30年間翻天覆地的變化，讓在火紅年代成長的周伯展不勝感慨。他猶記得1997年在北京順義縣，醫院設備的落後令他咋舌。過去他只知有城鄉、地域差異，但此行發現首都中心區的醫院設備相當完善，一到城郊，醫療設施卻嚴重滯後。
「那裡沒有手術室，或者說沒有一間安全的手術室，做手術就在開著窗戶的房間裡，因為沒有空調，所以要開窗，手術時有昆蟲在周圍繞飛不去，惟有叫姑娘幫手趕！」印象最深刻的是手術期間突然停電：「沒有電，手惟有定在那裡，因為白內障手術事關靈魂之窗，不容稍有差池，所以人不能動，要等電力恢復。」
歷惡劣環境 懂適應尊重
西藏更是周伯展放不開的情意結。他憶述，那時手術室有自來水管，卻沒有自來水流出，醫生做手術前，護士拿著大水壼在一旁倒讓他們洗手：「很原始的做法，也讓我們懂得要去適應當地的環境。」第一個病人是個12歲的小男孩，遠看矮小瘦弱，令他以為男孩營養不良，手一拖一看，便知道另有原因：「我問他甚麼時候洗過手，他不會說普通話，經翻譯轉述問題後，小孩爸爸想了一想才說是10年前。我有聽說過藏人一輩只洗三次澡，但親歷其境，衝擊還是很大！」他還是那句：手術不難，難的是事後的護理。
今天回想往日種種情景，他依舊感到不可思議，學會了尊重地方風土人情、習俗鄉例，也明白要改變某些文化，需要長時間的教育、宣傳，故20多年了，他還是埋首苦幹。
內地醫改路漫漫 結合國情勿照搬
因地置宜 踏進資訊爆炸的年代，內地的「硬件」建設急速發展，藥物、手術技巧都可直接借鏡香港乃至海外的經驗，達到周伯展不時強調的「不用走彎路」的階段，但「軟件」建設，醫療制度則仍有待完善。
他直言，衛生部也承認內地第一次醫改是不成功的，而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其醫療制度值得內地取經：「但任何一種已經存在的模式，包括西方模式，中國都不可以照抄，而要找到適應自己國情的制度。」他期望，本港醫學界日後可在這方面繼續作出貢獻。
跳過冤枉路 宜高薪養廉
周伯展事先聲明，自己乃書生論政，可能流於紙上談兵，但有些話他不吐不快。他認為，內地的醫療制度仍處於摸索階段，但優勢在於可以跳過其他國家或地區曾走過的冤枉路，透過發展社區基本醫療及形成專科醫生概念，乃至高薪養廉及進行公民道德教育、宣傳，經過長期努力改變現在的局面。
他以沙士期間香港醫護人員堅守崗位為例，指出香港的大學教育也沒有一科「醫者道德」，但長年累月的潛移默化積累成了根深柢固的道德標準。他直言，不可能短期內改變現時的文化，要給內地的醫改時間，讓制度慢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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