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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納禧 圖：電影節目辦事處提供
1933年至1948年是費穆導演拍攝電影的黃金時期，也就在這短短十數年間，他創造了名片如《城市之夜》（1933）、《天倫》（1935）及《小城之春》（1948）等，最後者更在05年被香港電影金像協會選列「中國電影百年─最佳華語片100部」首位，可見費穆在中國電影史上的殿堂級地位。
不過在六、七十年代，因為種種的政治緣故，費穆電影曾消聲匿跡了一段長時間，到後來其影片重新面世，作品《孔夫子》卻已散佚坊間，不知所蹤。
直至大半個世紀後，香港電影資料館終於在本地發現了《孔夫子》的硝酸底片。這齣開拍於1940年的電影其意念最早於香港形成，今日又重新在香港破土而出，彷彿是冥冥之中自有主宰，而資料館更已將硝酸底片重新修復，把這齣經典電影交還大眾，與眾同樂。
藉《孔夫子》重登銀幕的難得機會，記者訪問了費穆的女兒費明儀女士以及是次放映節目策劃何思穎，將有關電影修復前後的資訊率先帶給本報讀者。
南下香港 因時得利
《孔夫子》雖然攝於上海，但如前文所述，電影的意念最先於香港誕生。1937年11月上海淪陷，日軍大舉進入租界，因此有所謂的上海孤島時期。當時有不少上海居民南來香港暫居，費穆一家如是，而且同行的還包括了演員張翼及對費穆電影情有獨鍾的蔘茸海味商人金信民，因而造就了一班同路人的相遇相知，亦促成了《孔夫子》的誕生。
「當時金信民與童振民兩位伯伯對爸爸的電影、舞台藝術十分崇拜，他們一聽到爸爸要開拍《孔夫子》，都話一定會支持。」
「後來他們將所有的海味變賣，總共賣了十三萬大洋，當時這個數目可把一整條街買下來了，還記得當時兩位伯伯的妻子都說他們迷費穆迷得瘋了。」費明儀說。
費明儀如今口中的兩位伯伯—金信民和童振民，其時都是沒有製片經驗的年輕人，就本著一份對費穆電影的熱誠，將所有的財產都投資到《孔夫子》之上。費明儀感嘆，現今再難找到如他們一樣如此投入電影製作的人。
到了1939年底，上海的局勢漸漸平穩下來，一行人於是重回上海，並於1940年開始拍攝。
重返上海 改革人心
在上海淪陷的那段期間，電影業並沒有因此而衰落，相反卻在民間興盛起來。不過，何思穎指出，自張善琨拍攝了古裝片《木蘭從軍》（1939），上海便興起了一陣古裝娛樂片熱潮，內容處處表現出對歷史不認真、純為娛樂的態度。然而自二十世紀中葉開始，國內人民對國族前途已有很大的疑慮，再加上外國入侵造成的複雜政治形勢，知識分子如費穆都有強烈改變社會、改變民心的訴求，致使他構思出與當時主流電影風格截然不同的《孔夫子》，以求撥亂反正。
「這齣電影對反映時代，對反映孤島時期及當時電影工業的狀態都有特別的意義。金信民、童振民變賣自己資產支持費穆拍電影，並不是為了出風頭，而是認為當時的電影有問題，認為電影需要改進。在那個年代，知識分子都相信文學、電影有改進社會的功用，所以才建立出一份強烈改變社會、幫助大眾的推動力。」何思穎說。
他繼而指出，費穆在拍攝《孔夫子》之前，曾參考美國學者Carl Crow的〈Master Kung〉，他借用書中觀點，將孔夫子與儒學（Confucius）中的孔聖人分開來看，認為前者是周遊列國宣揚仁義學說的正面人物，而後者則將孔氏神話化，卻沒有直面其人格光輝的一面。電影強調孔子雖身處春秋衰世，多陷奸亂，甚至歷經弟子逐一死難，絕糧陳蔡，落得孑然一身的晚境，但依然能夠本持仁義，節高氣傲，與世俗不群，這種論孔子其「人」而非其「聖」的處理方法，幾可體現費穆繼承五四精神的思考特質。
一絲不苟的電影人生
從修復過後的拷貝所見，《孔夫子》片長雖只有約九十分鐘，而且亦沒有可堪跟當時如戰爭片相比的大場面，然而電影的成本卻是當時國內影片製作費的八至十倍之多，有此落差，何思穎認為全在「認真」二字。
他解釋說，雖然整齣電影都只是在上海拍攝，但費穆對拍攝外景卻十分講究，就如要拍雪景，就等到上海下雪時才到戶外取景，結果等待的時間大大增加了製作上的耗費。另一方面，費穆更會利用不同的外景去配合孔子周遊列國的見聞與經歷，因此製作成本就更加龐大。
至於費明儀憶述費穆的拍攝生涯時，亦直言《孔夫子》是爸爸用最長時間去拍的一部，也是最費心力去準備的一部。
「這齣電影雖然在1942年才正式面世，但之前的準備功夫都十分困難。一來當時戰火頻仍，物質供給並不方便，加上事前要做好多研究的工作，去探索資料的工作十分困難。記得當時案頭上總放著《論語》、《大學》、《孟子》、《中庸》，甚至唐詩、古詩詞等書籍，然後爸爸和二叔、三叔、四叔，加上兩位伯伯（金信民與童振民）經常一起討論，落實後才真正去拍。」她說。
不過跟《小城之春》初播放時的情況相似，《孔夫子》沒有引起廣泛的迴響，但費明儀卻很了解爸爸的心志，「當時局勢混亂，要將孔夫子搬上銀幕談何容易？但爸爸說他一定要將電影拍出來，因為他覺得那個年代一定要有如《孔夫子》的電影，讓大眾重新看到中國的傳統文化、看到中華民族文化最中心的內涵，於他而言，是一個藝術工作者的職責。」
近六十年過後，《孔夫子》終於能重現大熒幕之上，費明儀直言重看電影勾起了她很多老舊的回憶，不過電影中的一些片段也的確缺失了。不過也如何思穎所說，《孔夫子》於今天重新面世，除了是一種緣份，更多少帶點當時得令的意義，因歷經整個二十世紀的動蕩後，內地學者紛紛重提孔子為人及其學說，一方面有古典儒家學說的出現，但同時亦有人提出如何把孔子作「人性化」看待，而原來早在1942年，費穆已在《孔夫子》中提供了跨越時代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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