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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中心全球戰略性布局調整往往是與全球經濟重心轉移相一致。例如，工業革命後倫敦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紐約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崛起；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亞太地區轉移，中國、印度、東盟、東北亞的突出表現，使新一輪國際金融中心布局戰略性調整將趨向於亞太地區。
「大國模式」基礎內需大
發展中國家由於金融發展相對滯後，其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一般而言更傾向於「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在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模式上大體有兩種：一是「大國模式」，即憑藉足夠大的內需推動一個大而全的金融體系全面發展，比如紐約、倫敦和東京，其金融中心的形成依賴強大繁榮的經濟基礎，包括大規模的經濟腹地、快速增長的貿易量和內需。
另一種發展模式是「小國模式」，即專注於發展有專業優勢的金融業務，以此建立超越本國經濟實力的金融地位，如瑞士蘇黎世和新加坡。
大國模式以倫敦國際金融中心為例。倫敦在18世紀初成為貿易中心，國內進口商品的80%和出口商品的70%都經過倫敦，後來40%的國際結算使用英鎊，英國的海外投資佔西方總投資額的一半，借助英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倫敦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20世紀美國經濟在兩次大戰間的崛起，1929年美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佔比重由1913年的38%上升到48%，紐約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地位如日中天，擔負了向國際市場融通美元資金的角色，並以國際貨幣市場、資本市場等的繁榮，成為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中心。
新加坡採用「小國模式」
在小國模式方面，以新加坡為例，其經濟規模不大，但具有非常完善的司法制度，經濟市場化和國際化程度很高，在私人銀行業務、賬戶管理及金融產品創新等方面走在亞太區的前列。其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和衍生金融工具日成交量可佔全球的7%。
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上海顯然走的是「國家干預、政府主導」的「大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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