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劉曉波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資料圖片
【新華社北京11日電】被告人劉曉波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一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於2009年12月25日作出判決，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劉曉波不服，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於2010年2月11日作出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對於本案的審理和裁判，中新社記者採訪了著名刑法學者、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分會會長、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高銘暄教授，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趙秉志教授和刑事訴訟法學者、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陳衛東教授。他們分別就本案的定罪、量刑和適用程序等問題發表了看法。
西方亦時有以煽動治罪
高銘暄教授認為，法院判決劉曉波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具有充分的法律和事實根據。他指出，言論自由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公民權利，受到中國憲法和法律的嚴格保護，但這並不意味着公民在行使該項權利時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中國憲法在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的同時，於第51條、第54條規定，「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中國憲法作出的這一必要限制，不僅僅是公民其他憲法權利得以充分實施的先決條件，同時與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第3款規定，本條第2款所規定的權利（自由表達權）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只應由法律規定並為下列條件所必須：（1）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2）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也正是基於此，當前多數國家刑法中都有侮辱、誹謗、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犯罪的規定。比如，德國刑法第90條b規定了針對憲法機構實施敵對憲法的詆毀犯罪；瑞典刑法典第16章第5條規定了煽動規避公民義務或者違抗公共機構的犯罪；意大利刑法第342條規定了侮辱政治、行政或者司法機構犯罪；新加坡刑法第505條規定了煽動實施反政府或者反公共安定秩序的犯罪等。在西方國家以煽動治罪的案件也時有發生，比如，美國在上個世紀就先後審理了申克郵寄反徵兵傳單，煽動軍人反抗服役案；艾布拉姆斯印製、張貼反對美國出兵的傳單，呼籲軍火業工人進行總罷工案等。
11年囚刑與罪行相適應
被告人劉曉波發表《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零八憲章》等一系列文章，在內容和方式上均已超出了言論自由的邊界。一方面以造謠、誹謗等方式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其內容違反了中國憲法關於國家政權、基本制度以及國家結構形式的規定，具有明顯的危害性；另一方面通過自己組織或者勸誘他人組織簽名並公開在網際網路上宣傳煽動他人加入其中，共同改變現有政治，推翻現有政權，其方式已經不再是個人思想、言論的表達，具有現實的危害性。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105條第2款的規定，認定其行為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確立的包括美國、歐盟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有關「言論自由」的普遍實踐的限制標準，即合法性、合目的性以及必要性要求。
趙秉志教授認為，根據本案的犯罪行為和有關情節，對被告人劉曉波判處有期徒刑11年，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因而是適當的。他指出，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在刑法第5條有着明確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是中國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當中均需嚴格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基本要求是，應當根據罪行的危害性和犯罪人的危險性來決定必要的刑罰。具體到言論煽動類犯罪，需要充分考慮以下因素：一是刑法保護的對象，或者說犯罪行為侵害的利益性質。從國際公約和國內立法看，一般可以分為三類，即國家利益如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等；社會利益如公序良俗、民族平等等；個人利益如個人的人格、名譽等。利益性質不同，決定了刑法保護的重要程度和法定刑規定上的不同，這在中國刑事立法上有着充分體現：侮辱罪、誹謗罪的法定最高刑為3年有期徒刑；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最高刑為5年有期徒刑；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的法定最高刑為10年有期徒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最高刑為15年有期徒刑。二是煽動表達的方式。就表達方式而言，有口頭、書寫、印刷、出版、媒體等方式，由口頭表達到媒體表達特別是網際網路等新媒體表達，其可能達到的影響力、破壞力和法律干預的緊迫性及處罰的嚴重性依次遞增。比如，造成197人死亡，1,600多人受傷的新疆烏魯木齊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活動，就是經由網際網路煽動直接引發的。三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為實現刑罰的特殊預防功能，裁量刑罰時有必要適當考慮犯罪人的罪過大小、是否從事負有特定責任和義務的職業、有無前科、犯罪前後的表現等。
在本案，法院根據以下事實，在刑法規定的範圍內判處被告人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與其罪行是相適應的，也是必要的：（1）長期從事煽動顛覆活動，1991年1月因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免予刑事處分；1996年9月因擾亂社會秩序被決定勞動教養3年；（2）具有推翻現有國家政權和社會制度的明顯故意；（3）利用網際網路傳遞信息快、傳播範圍廣、社會影響大、公眾關注度高的特點進行顛覆煽動；（4）組織或者勸誘他人組織簽名，煽動言論被廣泛鏈結、轉載、瀏覽，在事實上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和後果。
審理過程符合公開原則
關於本案的審理程序，陳衛東教授認為，目前一些西方媒體的批評意見失之偏頗。審判公開是中國憲法、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項基本訴訟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還專門為此先後於1999年、2007年制定了《關於嚴格執行公開審判制度的若干規定》、《關於加強人民法院審判公開工作的若干意見》兩個文件，對公開審判的案件範圍、基本原則、具體要求、違反公開審判的法律後果、公民旁聽審判和新聞記者採訪報道等作了具體規定。從當前的司法實踐看，刑事案件的審判已經實現了全面、及時公開的要求，但是，囿於法庭場所條件和參加旁聽人數等客觀原因，實踐中存在不能滿足所有想參加庭審旁聽人員要求的情形是正常的。本案影響較大，要求參加旁聽一審庭審的群眾較多，因旁聽證已經發完致使一些外國記者和外交官員不能旁聽案件的審理，是可以理解的，而被告人的妻子是本案的證人，依法屬於不能參加旁聽的人員，故以此懷疑甚至否定本案一審審理違反審判公開原則是完全錯誤的。在律師幫助和辯護權利方面，中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即有權獲得律師幫助。本案自採取強制措施至一審開庭審判，歷時1年之久，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之外，還委託了兩名辯護律師，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公約文件強調的犯罪嫌疑人「有相當時間和便利準備他的辯護並與他自己選擇的律師聯絡」要求，在本案中可以得到全面實現，故根據本案庭審時間較短而斷定本案被告人的辯護權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是不嚴肅的。關於二審審判方式，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有開庭審理和不開庭審理兩種。根據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嚴格執行公開審判制度的若干規定》，對事實清楚的案件，可以不開庭審理。同時，為了確保不開庭審理的公正性，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加強人民法院審判公開工作的若干意見》規定了具體要求，「人民法院應當在全面審查案卷材料和證據基礎上訊問被告人，聽取辯護人、代理人的意見，核實證據，查清事實」。所以，對於事實清楚二審案件適用不開庭審理，既不會影響案件審理的公正性，還有利於案件的及時審結，符合訴訟程序的雙重價值追求。此外，本案一審、二審均進行了公開宣判，這也說明公開審判是中國刑事司法中貫徹訴訟整個過程的一項基本原則。（按：文中小標題為本報編輯所加）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