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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商口岸》作者廖東柏
「不平等條約」、「領土割據」、「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等這些充滿民族恩怨的詞彙，編織了一張鬆鬆垮垮又間隙稀疏的大網。如果說，鴉片戰爭的破壞以及近代中國的屈辱是透過大網所看到的景況，那麼，在那些規則不一又彼此關聯的網格之內，再牽搭的經緯網線，無異於是一個個註解。這既為主流敘述增添樂趣，又提醒後人全面客觀地審視歷史。 ■文/攝：梁小島
居港達30年的英國人廖樂柏（Robert Nield），在他50歲時，就迫不及待地要離開他長年服務的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享受他的退休之樂。作為全球最大的專業服務公司的合夥人之一，到了這個年紀，一個隨心所欲的生活比高薪厚職更來得有意義。於是，一個在他青年時代就萌生的想法，也終於獲得了實踐的機會。兩年時間，上百本參考書籍，對中國沿海主要港口的實地尋訪，一本介紹中國最早開放的5個通商口岸的歷史演變的小書《中國通商口岸：貿易與最早的條約港I》最終完成，並於今年分別發行了中英版本。
香港島啟發寫作
他記得自己初次到埠對香港的驚嘆。上世紀80年代，香港已一躍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個小到連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城市，這一切的經濟繁榮是怎樣開始的呢？」後來，他曾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批外國觀光客，參觀汕頭、廈門等地，看到當地所保留下的歐洲建築，興奮不已。也許和職業背景有關，對一個剛剛拿到會計師執照的年輕人，商業的興起、早期在中國做生意的歐美人、海關稅收制度的建立等等，足以產生巨大的吸引力。
「從那時起，我就打算寫一本有關條約港的書。可是，我不是歷史學者，對寫書也沒有一點經驗。」他向一位歷史學者請教，對方教了他一個「小訣竅」，「他讓我準備一個鞋盒，只要看到與條約港有關的資料都放進去。」因為工作繁忙，無暇繼續發展興趣，轉眼15年過去，他的資料從鞋盒子轉移到半人高的文件櫃，再擴展到書架，滿滿一整面牆。
重讀鴉片戰爭
有意思的是，儘管並不通曉中文的廖樂柏一再強調他的非學術性，並且盡量避開政治、軍事甚至宗教方面的相關敘述，但他通過史料所呈現的16世紀到20世紀初的沿海商貿活動，卻與近年來國內知識界重讀鴉片戰爭的聲音不謀而合，即後者的發生與當時中國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有著不可忽略的關係。
在首幾章談及航海時期歐洲人對中國沿海城市的貿易輸出時，廖樂柏特別強調交易「規則」的重要性，「其實，不少千里迢迢來到中國的外國商人，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持久地和當時的朝廷好好做生意，」廖樂柏說：「這些人，或被誤解，或因當時海盜的頻繁滋擾，加上當時中國政局動盪，令本來就遠離朝廷的他們，更難取得信任。他們甚至被無端扣押、沒收財產或多次遭到政府軍隊的驅趕。」
而外國商隊之間，以及他們和所屬國之間的利益紛爭，漸漸分化出經濟實力的強弱方，並從某種程度上，加強著他們內部的貿易制度和管理機制。後來代表各國政權利益的「領事」，實際上，大部分就是從這些商人中誕生，政治成為經濟活動的附屬品。
即便如此，沿海的當地貨品供應和生產商、政府官員都被經濟活動聯繫在一起。廖樂柏找到了當時官商貪污、受賄的記載，也有外國公司協助當地興建造船廠等。但在處理對待清政府和太平天國的關係上，這些外國商人都曾經歷了一段不短的搖擺階段，最終他們還是選擇依靠政府，「歐美商人自己設定了一套新的利率稅收，並且每年向中國政府報帳，這讓清政府大喜過望，他們根本沒指望能收到稅款。」
「當然，我並非要給歷史一種新的解釋。通過蒐集資料，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在那樣一個古老的中國的時代，那些毫不起眼的通商口岸，竟然能居住著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國人，他們完全過著在老家的那套生活，並對中國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書中充滿令人驚喜的小細節，特別對於香港人來說，那些熟悉的街道名、商場、大酒店和銀行機構等，都能在書中找到它們的發源點。
發現歐洲文明的影子
那是廖樂柏在書寫中所關心的另外一個主題，作為英國人，他對歐洲文明有著不同尋常的自豪。他一定要親身探尋曾經的條約港如今的面貌，通過歷史記載、資料圖片，在現場辨認當年的歐式建築。它們或曾是銀行大樓、領事官邸、教堂、醫院或酒店，有的保存至今或作他用。「作為外國人，也為他們曾經對中國所做的壞事感到氣憤，但不能否認，我也看到，這麼小的一些群體，卻對中國長遠的經濟發展帶來如此重要的影響。」儘管身在香港，但他希望盡量能對其他的條約港有一個平等的對待，「一是對歷史的尊重，二是其他的港口曾發生的故事，如何盛極而衰，並沒有太多人知道。」
幸運的是，他還找到多年好友祺力高的支持，後者出於同樣的興趣，但期望用鏡頭對現場做出記錄。
廖樂柏目前正在著手下一本書的寫作，依然是關於通商口岸和條約港，這次會擴大到長江流域，「可是越到後來，文獻中對通商口岸的規定越來越模糊，隨便一個地方都可以被稱為通商口岸。所以，我只打算選擇40個地方。當然啦，還是離不開我熟悉的商貿活動，比如會補充部分洋行的起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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