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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主編林沛理
新年伊始，並不只意味嶄新開端，亦有自此淡出人們視野的文化符號，正式成為記憶殘片。4年的時間痕跡，47期的紙上光影與文字夢想，終而優雅落幕，成為雋永迷思。《瞄》（Muse）的終刊，留給本土文化一道難以釋懷的遺憾句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瞄》提供
就讓我們懷著十二萬分的感情，去重新理解這份獨一無二的香港文化雜誌，檢視它所試圖締造的文化出版之夢，與現實間的真切落差。
《瞄》的結束令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需要艱難反省的問題——究竟是香港讀者從不具有高品味文化閱讀習慣，抑或理想主義者們所標榜的「文化價值」過於空洞，難以契合香港受眾真實需求。
換言之，在香港，做一本文化雜誌，是否可為？
以「他者」語言書寫香港文化的困境
「《瞄》對香港出版史而言好特別，從未有這樣一本雜誌，選擇用英文去書寫香港道地文化」。這是主編林沛理心目中，《瞄》的獨特定位。然而，這種獨特，香港受眾是否認可？訂戶不足三千、發行量少於兩萬份的現實數字已是最好明證。百年來以中西合璧為最深刻驕傲的香港，卻容不下一本真正去身體力行「中西合璧」意念的出版物。
「香港的表裡不一，決定了當我們用英文去講本土文化時，很多人覺得不合理。他們不能接受以英文這種『他者』的語言去講述香港」。林沛理指出：「當人們質疑《瞄》用英文書寫是一種崇洋時，香港，究竟是否足夠西化」？
讀者認受力不足與優質文化人才的匱乏，成為這種現狀之下，一體兩面的雙重困境。
「香港有多少能夠真正駕馭香港文化的人才？」所謂駕馭，又是一種格外嚴苛的套層考驗——《瞄》的feature editor，首先要精通英文，才能完成動輒三、四千字以上的高質素專題。而更重要的，則是需要精通香港文化的方方面面，從電影到舞蹈到劇場到藝術裝置，裡裡外外，都要洞悉如鏡。
林沛理表示：「我們約稿時難度極大，因為香港從未訓練出這樣一批能將數千字長文章寫出起承轉合的寫作人才。」許多熟悉英文的作者，並不熟悉香港文化的「inside」，而由高等學府專業人士執筆，又會面臨角度專業小眾化、行文中過多專有名詞等令普羅讀者興趣更加缺失的弊端。
如果說這是《瞄》書寫過程中的最大困境，那麼需要做出反思的，是否只是《瞄》自身？素以「國際化」、「中西兼容」作為立世標籤的香港，實質上能否真正容忍西化？倘若連這種與香港糾纏最為深遠的「文化特質」都已芳蹤難尋，那麼「香港，你又還剩下多少」？
一種文化出版的示範與啟示
《瞄》走過的光陰，為香港文化出版構成了一種示範價值、一道可供延續思考的發展啟示。
是《瞄》挖掘出包括林在山在內的大批優秀作者，從而為文化書寫貢獻出豐富的多元文本。從純粹文化出版角度審視，它已實現一種對於本土文化出版整體水平的提升。
主編林沛理認為，這本雜誌在「論述水平與文化知識背景」兩方面起到了示範作用。「4年來，它全方位、不間斷地講述著香港文化，刊載數不勝數的優秀評論。對於香港出版界與文化工作者，它已具有示範作用，並能夠啟示人們去深入進行討論——香港，對文化的關注究竟到何種程度？」
《瞄》對於文化的熱情，以同時兼具極為豐富的信息量與極為敏感的瞬息觸覺呈現——是它在李安的改編電影大熱國際時，第一時間獨家刊載了張愛玲《色，戒》英文原本《諜戒》（The Spyring）。也是它以創舉姿態，大膽舉辦「The Next Big Things文化盛事」，希望通過挖掘本土文化先鋒的方式，擴闊公眾對文化界的真正理解。它將對文化的一往情深，投射為力所能及的一切發聲嘗試，目的再純粹不過，只不過想要香港，能給予香港文化多一點注視與機會。
不該learn the wrong lesson
「《瞄》的失敗，並不代表另做一本定位更佳的文化雜誌也會失敗。」
林沛理反覆強調，他不想本土文化人learn the wrong lesson，《瞄》的曲高和寡未必等於高檔文化注定不會成功。
身為以理性見長的文化評論人，對於親力親為的《瞄》，林沛理的思考透析同樣冷靜：「《瞄》是一本充滿深層次矛盾的雜誌，它的出現基於出版人Frank對香港文化的熱情，所以它不夠敏感於市場需求」。換言之，「《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理想的堅持，這是它最難得的地方，但同時也是它的局限。」
《瞄》作為雜誌本身，首先立足於出版人的個人意念——Frank Proctor將自己對雜誌的理解與對香港文化的深情雜糅一處，這便是最初以《紐約客》（New Yorker）為藍本的動力由來，他不願做一本只有外國人會讀的香港文化雜誌，更期望它游刃雙語之間，在本地讀者中得到認同。
而「面對讀者」這一點，正是《瞄》與生俱來的殘缺。在香港創辦文化雜誌，市場本身已有難度及限制。林沛理一早便清晰看穿這現實。他很清楚「香港懂文化的人少」，但「一開始就知道不可能」卻仍舊為之，便更像是對於在香港「做文化雜誌本不可為」的假設作出實證。然而，4年時光輾轉流逝，當過往假設以《瞄》收場而告終時，他卻並未更為悲觀，反而看到更多可能性。
《瞄》不是一個成功的商業模式，它堅持理想，未做出調整以適應市場。在營運層面，它未曾找到專屬自身的最佳位置。而在契合讀者需求層面，林沛理也指出了它的缺陷——「47期雜誌並不是每期都達到了應有的水平，我們要做到《紐約客》，但是否真的做到了？」他相信，「面對讀者」對雜誌而言太過重要，「首先一定要考慮讀者的需要」，而目前的《瞄》存有自說自話的狀況。事實上，「在滿足讀者的同時，提升讀者的水平，需要的是一種技巧」。
誠然，《瞄》從不是《壹周刊》，它無法契合最真實香港趣味中的平易低俗。但林沛理認為，香港仍有文化精英與高質素讀者，許多人每年仍在參與香港藝術節，這部分讀者與對文化完全漠不關心的受眾比例對半，故而，儘管《瞄》的嘗試證明了一種渴望喚起文化普羅認同感的失敗，但他同樣希望，會有人做到一本被大眾認可的「好」文化雜誌。
47期的《瞄》宛如一位沉默辯白者，令國際刮目相看於香港並非一處「文化沙漠」，它彰顯了本土文化人苦苦捍衛這座城市的文化格調之堅持；不以成敗論英雄。至少，他們以天真同熱情，將這條渴望以文化觸覺穿透大眾認受的紐帶維繫了長達４年之久。他們沒有做到最好，卻值得香港記取逾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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