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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寫在文壇發光發熱的有（自左起）洛楓、譚以諾、盧勁馳和鄧小樺。
如果想表達心中所想，又或反映社會實況，你會即時把它書寫下來，或者按鍵輸入電腦裡嗎？ ■ 文、攝：盧寶迪
你可能會找人聊聊便算，其實將想法書寫下來，所起的作用未必是寫幾個字那樣簡單。互聯網的出現，在博客裡分享行為變成了潮流，甚至是生活的一部分，打破了局限，令讀者網絡延伸開去，變得愈來愈廣闊。在宣洩個人情感之外，或許大家還未充分發揮在書寫當中所能起的正面積極的作用。誠如經常接觸年輕人寫作的文學雜誌《字花》編輯鄧小樺所言：「香港一般大眾網絡寫作的問題，我想是欠缺沉澱。沒有把閱讀及寫作視為一種反思的行為，只是將之視為單向、即時的享受或抒發。」
不過，這股書寫力量，其實可以發揮更大的威力。
在這個電玩、影像文化成為主流的年代，尤其是在香港，文字的吸引力似乎給比下去，年輕一代與互聯網一起成長，「網絡世代」以文字書寫發揮的果效跟以往已有所不同。早前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與《字花》合辦「書寫力量—青年文學的社會實踐」對談會，談及年輕一代以文字書寫介入社會議題的情況。《字花》編輯鄧小樺認為書寫不只是寫心裡的東西，畢竟自我與社會互相影響。而互聯網的普及，增加了發表的渠道。
「文字權力下降，不再是集中在少數人，書寫是社會行為，因科技的進步，由集中在一小撮人而變得普及，不只在報紙投稿，也可在互聯網上透過blog等發表意見。」雖然互聯網訊息傳遞高，但她認為還是文字出版的積累性較強，尤其是網站的經營未必能持續多年，雖可在互聯網裡找到以往的文字紀錄，但不確保能夠凝聚力量。
書寫作為反省行為
表達渠道的增加，也間接有利傳播速度與造成的反響。「現在書寫較易，也較容易有更多的讀者，如把blog連接到facebook，或直接在facebook留言，連結朋友也能看到內容。現在互聯網已取代報紙成為製造哄動的地方，互聯網影響力大，幾行文字書寫配上圖片，如早前大浪西灣事件就是例子之一。」
鄧小樺認為這種便利，無疑造就了文字書寫的特色：當下性較強。的確，不少人學開網誌，都很個人化，充其量只是記下生活瑣事，如午飯吃甚麼，以至發泄對某同事的不滿等。「香港一般大眾的網絡寫作的問題，我想是欠缺沉澱，也沒有把閱讀及寫作視為一種反思的行為，只是將之視為單向、即時的享受或抒發。這和修養的確相關。」她認為不妨引入對藝術、社會追求，讓寫作成為一個反省行為，多一點個人反省。
現時本地新生代的書寫力量落在70、80年代出生的一群，如韓麗珠、謝曉虹、袁兆昌、王貽興、可洛等，在這群年輕人的作品裡，當中不難看到有相近的主題和訊息，香港城市大學高級研究助理譚以諾閱讀過不少現代文學作品，認為年輕一代的寫作反映了他們所面對的處境，如可洛《鯨魚之城》承接城市文學的重要作品西西《我城》。「『出走』、『離開』主題，常見於這批作者的作品，意識到社會局限、重壓，覺得改變不了，所以離開，創造美麗新世界，而這新世界不知會否出現。」青年人所面對的狀況，都透過書寫得以表達出來。
而文字作品也成為研究的對象，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洛楓表示，本地在近十年來的文化研究的興起，影響了文字媒體，多了關注文學作品。然而若以「80後」這標籤來概括一個世代的作品的特色，洛楓認為這流於簡單化，畢竟每個年代的作家都各自有不同的特色，也面對不同的處境。
閱讀與書寫，在一般人眼中，考慮的可能只是有沒有興趣去完成，然而，對於視障人士而言，他們還要克服多一重障礙，早前出版作品《後遺》的作者盧勁馳坦言即使是簡單的閱讀，也要比別人花上更多的時間才能做到，「視障影響我閱讀和書寫。想看一本書，也要找儀器scan才能放大。若然要寫視障人士所面對的困難和處境，出版社也不一定會應承，畢竟出版商也要考慮市場。」他的出版過程，當中經歷的困難和障礙，一般人未必能想像得到。不過，他的經驗和文字作品卻成了別人的祝福，特別是有志寫作的年輕人。
從身邊事物出發
若然未想到書寫的內容，不妨從周遭發生的事情作起點，鄧小樺說在香港暫時較少關於社會書寫的作品。「並不是指一般的『城巿書寫』，而是指對地方有歸屬感、有社區感的『地方書寫』。作者在其中可能要放下一點身段，不能只寫自己想寫的東西，而是對外在環境更多感應，感應是一種人文關懷，而非取悅大眾。」
文字書寫在互聯網這個大平台上，影響力的延伸，鄧小樺認為書寫力量有望改變社會，但要徹底改變就難得多，明顯的是要改變政府對某些事件如「大浪西灣」事件的看法。「政府沒有真誠而深入地去面對反對者的聲音，只是看對方勢頭大不大、人多不多。這就是一種民粹邏輯，而非理性吸納。目前我們要改變政府的某些措施不是沒有可能，但要改變這其中的民粹邏輯，則非常難。」
書寫力量能改變社會有多大，難以預料，但肯定的是，當生活與寫作緊扣，匯聚成文學的小流才能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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