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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黔南的三都水族自治縣。
秦朝統一，隨即進行了「車同軌、書同文」的劃一改革。僅以秦系文字為母體而發展起來的小篆，在強有力的政治勢力維繫下得到發展。而在水族文字中，沒有任何秦篆書體的影子，反而更多是甲骨文的筆意，以及後來漢文字的楷書筆法與書體風韻。正因如此，有人給出了「水書乃是模仿甲骨文編造」的論斷。
潘朝霖指出：「此說嚴重背離史實，水書和甲骨文、金文都是夏商文化圈中同一母體文化孕育出來的文化分支，難以斷定誰先誰後的問題。」
被譽為甲骨文之父的王懿榮先生，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一次購買龍骨治病的偶然機會中發現了甲骨文。而早在咸豐10年（1860年），被稱為「西南碩儒」的方志學家、文字學家莫友芝就在其所著《紅崖古刻歌》及其註釋中對水書有所提及。
「即使假設水書真是清代後仿甲骨文而成，那根本無法形成一整個古老民族的文化，文化是需要沉澱的。」潘朝霖有些無奈，又有些憤怒。
全靠口傳心授 傳承面臨斷層
除了文化自豪感，潘朝霖也有深深的憂慮──水書的運用早已不那麼頻繁，所掌握的人數也急劇遞減，無論人們是否樂見，水族古文字確實已經走到了消亡的邊緣。
「一位水書先生，就是水族傳統文化活生生的圖書館。去世一位水書先生，就是倒掉一座圖書館。最難的是搶救水書先生腦子中的那部分珍貴資料。」他說。由於水族文字的發展嚴重滯後於語言的發展，很多的內容無法用文字記錄傳承，全靠口傳心授，尤其是絕密部分更是如此，可見，搶救活的水書「圖書館」的工作，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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