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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建華、楊帆、何凡
李揚表示，導致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舊患未除」，「新憂又至」。因此，世界經濟的恢復，不僅需要消除導致此次危機的基本因素，還須消除救助危機過程中所採用的非常規措施引起的副作用，但目前這兩方面的進展都不樂觀。
全球經濟失衡美國要負主責
李揚表示，危機的原因可從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兩個層面分析。在實體經濟方面，危機就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格局長期存在且固定在一種狀態上，並愈演愈烈。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一些國家長期貿易逆差和債務積累，另一些國家則長期貿易順差和債權積累，且這一狀況持續惡化。美國自1971年出現戰後首次貿易逆差以來，基本上沒扭轉過貿易逆差狀況，但長期保持在佔GDP2%以內的安全區間。然而，進入本世紀以來，情況日漸嚴重，該比例在危機爆發前已接近至7%，因此，美國對於全球經濟失衡難辭其咎。
對於將此現象歸咎於中國的「中國責任論」，李揚指出，這是片面的。從歷史上看，全球失衡的逆差方始終在美國一方，而順差國則順次由不同國家擔當，包括最早的日本、德國，之後的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及至中國。在這種長期失衡格局中，美國處在強勢一端，它握有國際儲備貨幣發行的權力，可通過發行儲備貨幣等金融手段來彌補逆差。因此，糾正全球失衡，美國須承擔主要責任，並應該對其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宏觀政策進行調整。但是，美國並未這樣做。目前美國採取的QE2（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及可能的QE3，完全就是「禍水東引」的老故事。因此，應對QE2的不利衝擊，中國只能實行量化緊縮。
這場金融危機的金融原因，李揚指出主要表現為美國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疏遠化、過度槓桿化和泡沫化，監管缺失及不合理的國際貨幣制度。依托目前「沒有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的危機迅速向全世界傳導。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保留著布雷頓森林體系那種以美元為主導的結構，但失去了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責任要求和政策約束。近來關於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諸種方案，其實質都是讓儲備貨幣發行國承擔應有的責任並重新被套上「韁繩」。但如果了解當年美國何以堅決拋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知道這些方案均沒有可能實現。
中國須參與制定國際新規則
李揚強調，中國須積極參與國際新規則的制定過程。「在當今世界上，中國處於債權人地位上。債權人最需要的是有秩序，守秩序，而且不能由別人制定秩序，因此，我們必須參與國際經濟新規則的制定過程，充分反映我們的利益與訴求。」
他表示，此次危機雖然暴露出發達經濟體的金融發展存在過度的問題，但中國金融改革的速度不會減慢，更不會停止。「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可兌換以及人民幣匯率彈性化等，是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最重要的市場化改革方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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