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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 農民是理性的，他們參加合作醫療與否取決於參加的預期效用與預期成本的對比；如果前者小於後者，他們的選擇肯定是不參加。效用的大小取決於以下因素：一是個人疾病風險的大小；二是個人的風險態度；三是個人對合作醫療的信任程度；四是醫療服務可及性。農民參加合作醫療的成本大小主要取決於合作醫療價格(即保費)的高低。政府或集體經濟補助越多，相應地需要農民個人支付的數額越少，農民越傾向參加。
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中，由於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補貼，農民的預期成本下降到原來的1/3。從理論上說，應有更多人願意參加。但有研究發現：過去某些政府部門亂收費或違背承諾的行為，令農民對政府的出資承諾缺乏信心，採取「只有政府先出錢我才能出錢」的態度。而政策規定的籌資程式與農民的想法相反。地方政府的出資是以農民的出資為前提，而中央政府為控制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行為，採取「只有地方政府先出資我才能出資」的辦法。因此，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容易陷入農民與政府之間以及各級政府內部的重複博弈中。
政府 政府作為制度的保險方，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中的作用涉及出資、管理、監督等。要保證這些政府職能的實現，必須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作依據。《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已為此提供政策的依據，接下來的關鍵是政策能否得到有效執行。
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問題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別作為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的主體，表現出不同的態度。由於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關乎農村經濟長遠發展和社會全面穩定的大局，中央政府對其給予高度重視，並制定相關的支持政策。對這一政策，地方各級政府可能從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發去執行。分稅制改革以來，財力向中央集中，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的財力被削弱。相當數量的基層政府根本無力顧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省、市政府主觀上傾向將更多的資金和人力用於城市經濟發展等更重要的問題，而不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層幹部的理性選擇自然是不支持醫療合作制度。
總之，由於合作醫療政策與政策執行主體利益的不一致，這一政策執行容易出現偏差。因此，如何協調地方各級政府的利益，調整其執行政策的積極性也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建設必須解決的一大問題。
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還有重要的第三方主體─醫療供方。醫務人員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態度是很複雜的。總括而言，他們支持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但各個層次醫療供方的態度是不同的。
1. 鄉村醫生：許多鄉村醫生是獨立的經濟主體，難免有逐利的傾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後，其醫療行為受到諸多限制，收入未必增加，而工作品質必須提高，工作量比以前加大，他們被迫加入政策，但難免有不滿的情緒。
2. 鄉鎮衛生院：鄉鎮衛生院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建設的大贏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將給他們帶來大量業務和巨大收入。因此，他們非常擁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3. 縣級醫療衛生機構：縣級醫療衛生機構在支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建設的同時，可能對當中嚴格的轉診審查、嚴格的醫務審查和嚴格的報銷程式等方面心存不滿。
因此，如何協調各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的行為，使之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提供優質、高效、低廉的服務，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順利運行至關重要。
參考來源：鄧大松、楊紅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利益相關主體行為分析》，中國衛生經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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