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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璞
新聞一：深圳一中學生因家長沒有能力買豪宅離家出走。
新聞二：十四歲女孩勸母親拋棄患病父親。
以上新聞出現在同一天的同一新聞網站，使我不由得驚問：我們的教育怎麼了？
新聞一的中學生家長向記者泣訴，孩子在老家很好，自從轉學到深圳以後就變了。變得追求享受、與同學攀比。一年前就曾出走一次，起因是開家長會。老師讓學生填寫家長會通知回條，回條主要內容是：家長將以以下哪種方式來學校：一、開車來；二、打的來； 三、乘校車來。
她的家長選擇了第三項。孩子一看就哭了，說這讓她在同學中間抬不起頭，出走了。
這一次出走的起因則是老師要來家訪。孩子說不能讓老師看到她住在這樣的小區這樣的房子裡。當奶奶抱住她的腿哀求她不要走時，女孩道：「誰讓你生了個這麼不會賺錢的無用兒子！」
無獨有偶，新聞二那名勸母親拋棄患病父親的女孩，主要理由亦是爸爸沒用不會賺錢， 她因此勸媽媽道：「爸爸沒用不會賺錢，現在又病了，以後只會拖累我們。」
讓我震驚的還不只是在這些孩子眼中父母身家財產高過親情的可怕現實，而是這樣一種價值觀是怎樣深入孩子心中的？
我們的教育怎麼了？
我想，問題要分成三方面來看：家長、學校、社會。
早在十年前我就注意到這樣一條新聞：開學日，大學校門口名車匯集。報道是從一名自己揹著背包去上學的新生角度來寫的。當他在那些得意洋洋從名車裡鑽出來、被一身名牌的父母親友簇擁著的同學中穿行時，不免就有了自慚形穢之感，「其實有些家長開的是借來的車，」當記者問到這名學生面對這情景的感想時，他說：「他們這是想方設法不讓子女在同學眼中丟分。」言下之意：我父母就怎麼那麼不中用呢？
家長如此，學校又是怎麼做的呢？上述那種讓學生填寫回條的細節並非單一現象。不久前一位深圳朋友上中學的兒子告訴我，課堂上，他的班主任老師曾作如此社會調查：家裡開奔馳車的，舉手；家裡開奧迪車的，舉手；家裡開東風車的，舉手……朋友的孩子很驕傲，因為他爸爸是開奔馳的。他說：「我同桌可慘了，他家裡沒車，根本沒有舉手的機會。」老師為何要作這樣的社會調查呢？ 以下兩件小事或可回答這一問題。
我一位在內地當中學教師的熟人告訴我，他的一名同事，新學期查閱他作班主任的班級學生家庭情況後，興奮得哇哇大叫：「嘩！這學期我班上有兩個局長耶！」他的意思是他有兩名學生的家長是當局長的。
另一件小事是一位朋友的親身經歷。 她上中學的女兒是近視眼，個子又矮，座位卻在教室最後面。當她為調整女兒座位的事找到學校時，發現坐在前面的反而是些個子高大、視力正常的孩子。為甚麼？老師的回答倒是很坦率：「因為他們家長有錢。」
以錢以權取人似乎已成為社會風氣。去年，我的母校長沙中學舉行百年校慶。來了份邀請信要我去參加。我本來興衝衝準備前往。可打電話跟長沙一些老同學一溝通，不去了！ 我這些同學多是一些下崗員工。聽她們說，前年也曾興致勃勃打算參加校慶，然而卻乘興而去，敗興而歸。因為校方將校友們按財富地位分成了三六九等，財大氣粗的有專車接送，前呼後擁；次一等的坐小巴，也有專人負責；再次一等的，只有排隊坐大巴了。這還不算，我這幾位老同學告訴我，當她們正待往大巴上走時，卻被把守在車門的接待者攔住問：「你們捐了多少錢？」得知她們分文未捐時，便被冷冷告知：「那請你們自己坐公共汽車去。」
必須說明一句：那日所有的接待者都是在校中學生。可想而知，這樣的社會實踐讓他們受到了甚麼教育。
我並不相信絕對的平等，我知道社會永遠會有強者與弱者群體之分。可是我絕對相信在一個進步、文明、和諧的社會裡，強者有扶助弱者的責任和義務。而強者扶助弱者的第一步，就是盡量消除而不是加寬貧富之間的壕溝。香港學校在這方面的一些舉措就值得內地學校學習，比如學生一律穿校服、不許在校內打手機、將學生家庭狀況列為個人隱私等。我兒子中學上的是一所富人子弟較多的名校，他班上也有一些拿綜援的窮學生。可我從未發現他們同學中有嫌貧愛富的事情發生。他的中學好友中，既有家住千萬元豪宅的闊少，也有家住公屋的貧兒。當我兒子不知CD機為何物時，他一位好朋友已經在用MD機聽歌了。不過他是在這位好友家看到這種新式電子產品的，因為校規之一是不許把任何娛樂器具帶到學校。
我也曾去開過兒子的家長會，沒人管我們乘坐何種交通工具到達，開會通知書上只請我圈定前來面談的時間，所以到了學校，我看見所有的家長都步行走入校園，然後按子女就讀班級被分流。不論貧兒富兒，接受教育的機會是平等的，也應在平等的環境氛圍裡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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