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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叔叔與他的三文治字體，帶出「愛」的正能量。
策展人之一曾德平曾經是蛙王的學生，與他相識多年，更對他的啟發性教育感念至深。曾德平形容蛙王的藝術是「夾縫」中的藝術。蛙王曾跟隨呂壽琨學習中國書法，與老師一輩的藝術家一樣，他同樣試圖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夾縫中探求創作的路向。「例如他做行為藝術，這是種西方藝術形式，但他滲入了中國書法，更令它脫離了平面的空間。與同代的藝術家如王無邪相比，後者專注在繪畫的媒介發展，蛙王則不局限自己在單一媒介，他的創作，有書法、攝影、裝置等，近年更開始創作『三文治書法』。」曾德平說。
從上世紀70年代在香港做行為藝術開始，蛙王就被許多人誤解為「反叛」與「瘋癲」，當時就連他的同輩與老師，都覺得他「不務正業」、不認真。40多年過去，事實證明了他創作的開創性和頑強毅力，但時至今日，他仍未得到社會的足夠認可，仍是一個「邊緣」人物，同樣的例子，還有已經去世的夏碧泉。
「香港的藝術是十分保守的。」曾德平說：「行為藝術這種形式在西方上世紀70年代時就已被接納，更有博物館收藏，但到今天香港的博物館都不會收藏行為藝術乃至裝置藝術的作品。藝術圈很保守，從商業畫廊的角度看也是，到今天都仍未有畫廊代理蛙王的作品。這是很有趣的現象，我曾聽畫廊的朋友講，他們也很為難：如果代理蛙王替他的作品標價，但同時他又在表演中免費送作品給觀眾，怎麼做生意呢？」
曾德平說，這其實恰恰體現出蛙王在藝術中的絕對追求。他抗拒商業系統，不喜為自己的作品標價，哪怕維生艱難也不為賺錢來創作。「他想透過行為表演帶給大家短暫的快樂與自由的空間，在香港還未有第二個人有此心去這麼做。可以不吃飯，可以沒有地方住，但是不能不做藝術，而他的藝術就是要帶給人快樂。在香港這個經濟主導的社會中，將這些不能謀生的藝術變成一種生活，其實是在對抗一個很嚴重的資本主義系統。其實他的畫可以很賣得，但他都不會靠賣作品來換生活費，多年來都是靠身邊的朋友支持。」曾德平認為，這也同時反映出香港藝術建制的問題。他記得曾有一次與蛙王一起為政府的藝術推廣辦事處做工作坊，帶著小朋友們寫揮春，後來卻發現蛙王與自己一樣，只領取700元一個小時的公價報酬。「我覺得不公平，那是我的老師哦。按照外國藝術館的慣例，請一個殿堂級的藝術家，要很高身價，怎麼可以只給公價呢？說明我們的整個系統，不懂得去分藝術家的重要性。一個那麼重要的藝術家，靠著官方的活動都不能維生，實在是很諷刺的事情。」
但蛙王好像毫不在意，有時更是花了比酬勞更多的錢去買材料，只為獻上好的表演。記得訪問蛙王那天，有三個女生無意經過，想要參觀蛙王博物館。蛙王興奮地招待她們戴上青蛙眼鏡照相，之後更大筆一揮，每人送上一幅親筆簽名的作品。後來他笑著對我說：「那些畫可能也能賣一萬哦，不過沒所謂啦。」之後又說：「房租還不知道怎麼辦，沒關係啦，看運氣怎麼樣吧。」一幅樂天模樣。
如果不是為人這麼簡單，不可能40年如一日創作出與眾同樂的作品。抵得住生活的磨蝕，如此樂觀創作40年，這本身已是一件行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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