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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光（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共產黨執政第一要務是發展生產力，同時必須把蛋糕分好。如今既是發展的黃金期，又是矛盾的凸顯期。鄧小平曾說，發展起來的問題不比不發展少。為什麼？因為不發展的時候只有窮的問題。但發展後，出現的問題就很繁雜，集中到一點，就是如何分好蛋糕的問題，其中包括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分配。重慶在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上開了一個好頭。
李慎明（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鄧小平「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的理論中，先富是手段，共富是目的。如今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要向共富邁進，需要橋和船，重慶模式就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共同富裕最重要是「依法治國」，而「依法治國」的核心，在於堅持國家根本大法—憲法，重讀憲法很有必要。
趙啟正（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深圳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和重慶都是中國改革開放中具有標誌意義的里程碑。但重慶的振興與崛起與前三者有很大不同，包括時代差異、地理位置差異與政策差異等。浦東開發時有一個重要疏忽，即不夠重視民生。重慶雖沒有天然的模式可循，發展的難度較大，但重慶能夠一邊改善民生、一邊發展，一邊分蛋糕、一邊做蛋糕，這樣的實踐很具有先鋒性。重慶模式應召喚而生，重慶領導人有勇氣、有魄力堅持改革，我對重慶探路共同富裕抱有很大期望。
梁柱（北京大學原副校長）：1990年至1993年，鄧小平六次談到分配問題，鄧小平說：「這樣發展下去就會落到資本主義」、「這樣發展下去，就不能不引起革命」，這兩句話振聾發聵。兩極分化不應該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出現，為此，我們應該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因為只有佔主體地位的生產關係才決定社會性質。我有幾點意見：一，我很贊成重慶提出的發展國有經濟，不但要抓存量，而且抓增量；二，要做好國企內部建設，探索一套適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情況下的國企管理方法，發揮工人的管理監督作用；三，不能犧牲大多數人的財富換取一部分先富；四，希望重慶能創造一個經驗，如何創造有利於農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胡鞍鋼（清華大學教授）：用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來衡量社會的貧富差距過於簡單，應該從多方面考慮差距問題，包括恩格爾系數、人力資本、人口壽命與HDI指標（人類發展指數）。從這幾方面分析，現在出現了各地趨同化，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共同富裕」是大命題，使用單純的政治手段或經濟手段都不能實現目標，需要政治、經濟「兩隻手」的共同努力。中國政府既有實現共同富裕的強烈意願，也有條件與能力，今後為此努力是歷史使命。
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重慶創新性地提出「縮小三大差距」，首先需要解決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一般來說，解決某地區內部收入差距，靠的是二次分配。譬如瑞典、德國等歐洲國家，他們之所以能保持較低的基尼系數，就是因為經過二次分配。中國有特殊的國情，我認為更應該在一次分配上下功夫，尤其是在民營企業中，加強工會的職能，加強職代會的建立，提高企業工人的勞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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