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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重慶實踐經驗有三點評價:第一,重慶體現了中國各地區差異性大的特點,是大中國的縮影,所以極具普遍意義;第二,重慶的實踐,不僅對西南地區發展產生輻射性影響,而且對中國政治、文化、社會、道德等領域也產生了相當影響;第三,重慶的經驗證明,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引導民意的重要性,所以,政治上要強調「江山意識」,摒棄「舞台意識」,要將重慶模式由經驗做法上升為理論的高度,促進中國執政黨增強自身執政能力。
重慶模式普遍性的發揮告訴我們,中共可以根據地域特色,不斷推陳出新。一個政治集團、政黨和政治家,應該以思想理念治國,而不是技術治國和工具理性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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