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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公民黨助外傭爭居港權，最大的受害者是本港中產階級家庭。首先，公民黨策動和協助外傭爭居港權，令中產家庭僱主與外傭關係變質，中產家庭的安寧和平靜受到破壞，中產人士的人生避風港暗湧翻騰，這令他們不勝煩惱；第二，外傭一旦取得居港權將受到最低工資條例保障，身為僱主的中產家庭負擔將大幅增加；第三，一些中產家庭將會淪入下層社會，加劇本港「M型社會」的蛻變。公民黨既想通過為外傭爭居港權為自己增加大量鐵票，又想挽留被外傭居留權案嚴重傷害的本港中產階級的票源，可謂機關算盡。但是，公民黨必須為外傭居港權案給中產階級帶來的損害負上責任，中產階級選民將會在選舉中讓公民黨「票債票償」。
公民黨為外傭爭居港權的司法覆核案前日開審。為外傭爭居港權的公民黨人士，竭力淡化一旦政府敗訴帶來的嚴重後果，聲稱香港社會對這案件有誤解，因為即使外傭有居港權，也不代表她們和家人會馬上到香港定居云云。
中產家庭安寧平靜已被破壞
實際上，公民黨助外傭爭居港權的後果非常嚴重。預計有12萬外傭符合連續居港滿七年的條件，若一旦外傭一方勝訴，勢必對香港各項福利、教育、醫療、公屋甚至人口政策帶來巨大衝擊。一旦數十萬外傭和家屬來港，中長期而言，最壞結果是政府首次需增加1,382億元公共開支，其中每年經常性開支約增加237億元，失業率將推高至10%，全體港人都受害，而最大的受害者是本港中產階級家庭。而且，儘管官司還未判決，中產階級家庭已先蒙其害。
首先，香港的外傭有30萬，大致分佈在香港30萬個家庭（以每個家庭四口人計算，人數超過100萬人），構成了香港勞資關係和人際關係極為重要的部分。長期以來，港人僱主與外傭相處十分融洽，許多中產家庭多年聘請同一個外傭，彼此和睦相處，親如一家，這使聘請外傭的家庭成員，可以放心離家上班或做生意，也使外傭心情舒暢，毫無被歧視的感覺。但這種良好的勞資關係和人際關係，卻因公民黨核心成員協助外傭爭居港權而受到破壞，儘管官司還未判決，已令同處一個屋檐下的港人僱主與外傭，心生嫌隙和矛盾，互相猜疑和戒備，徒生煩惱，徒耗精力，雙方都不得安寧。如果港人僱主與外傭關係變質，雙方都是受害者。香港中產人士對社會一直都是付出的多，取回的少，家庭的安寧和平靜，是香港中產人士的人生避風港。但是，公民黨策動和協助外傭爭居港權，令港人僱主與外傭關係變質，中產家庭的安寧和平靜受到破壞，中產人士的人生避風港暗湧翻騰，這令他們不勝煩惱。
中產家庭負擔或將大幅增加
第二，根據政府統計處2000年5月發表的第25號專題報告，香港中等收入的專業和管理人員，約佔三分之一，即超過100萬人。若加上他們的家庭成員，人數可能多達二、三百萬人以上，即全港人口的約四成。當中還未包括全港共28萬間中小企業的東主和他們的家庭成員。本港中產階級通常都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不少人更有專業資格或事業基礎，在各行各業都擔當骨幹角色。在公共財政方面，香港中產人士稅荷最重，每年繳交的薪俸稅佔全港薪俸稅總額的大部分。政府收入有相當部分來自賣地，這些錢最終還是由以中產為主的置業人士來支付。本港的外傭薪金一直居於世界前列，經過早前的加薪後每月達3,740元，相比起新加坡約3,000元高出逾2成，較台灣、韓國等地也高出許多。外傭一旦取得居港權將受到最低工資條例保障，與其他國家、地區的薪金差距會進一步拉大，身為僱主的中產家庭負擔將大幅增加。
一些中產家庭或將淪入下層社會
第三，目前一些發達經濟體陸續出現「中產階級萎縮」的現象，中產階級流入下層社會，形成中間凹陷的「M」字形社會。港府統計處數據顯示，本港家庭住戶每月收入的情況出現3種變化，包括高收入家庭增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數目增幅加大，中產人士的增幅則放緩。本港中產人士的增幅放緩，與日本等國家「中產階級萎縮」的現象相近。外傭一旦取得居港權將受到最低工資條例保障，身為僱主的港人負擔將大幅增加，在職婦女亦因此要重新調整角色，部分或會返回家庭照顧孩子或老人。原來許多中產家庭夫婦皆外出工作，若部分在職婦女返回家庭，意味著家庭的經濟支柱只剩下丈夫一人。在目前經濟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若丈夫職位不保，這些中產家庭便會遭受致命打擊，將會由中產階級淪入下層社會，加劇本港「M型社會」的蛻變。
公民黨為外傭爭居港權，最大受害者是中產家庭。不管公民黨如何狡辯和機關算盡，不管外傭爭居港權如何判決，公民黨必須為外傭居港權案給中產階級帶來的損害負上責任，廣大選民特別是中產階級選民，也將會在選舉中讓公民黨「票債票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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