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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輝
某日想起楊牧的一篇散文，翻書，找出這一段：「去年如此，今年亦復如此，我想明年也僅僅如此，假使明年還站在同一個窗口看那夏天的樹」；「就這樣平淡些，讓日子平淡地流下去。」的確是很平淡，這篇散文叫《科學與夜鶯》，用最平淡的筆觸書寫，科學是甚麼呢？詩又是甚麼呢？尖端科學家找出了一個甚麼「粒子」的時候，有人問：這個發現有甚麼用？詩人寫了一首詩，比如說，一首描寫夜鶯的抒情詩，又有甚麼用？
科學家的答案是：目前說不出有甚麼，也許十年二十年以後它可以顯示出它的用處來。謙沖得很呢！詩人的答案是：詩也許只是一份短暫的體認，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歲月，比如說，一百六十多年，偶然再給人發現，那就是永恆的知識了。平淡，而不是讓生命就此歇止。生命本身並沒有驚奇，謙沖裡卻又持有信仰，結合了唯物與唯心，那恐怕是另一階段的心志了。
某日在書店裡翻了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不朽》（Immortality）的一些章節，一方面嘆服他的睿智，另一方面，又覺得把生命的荒謬看得太通透了，且有餘力上天下地的引古據今，活得也未免太勞累了。《不朽》當然也包含昆德拉式的嘲諷，最終一個問題可能是：生命究竟有甚麼用？這種提問方式並不是實用主義的，而是一種企圖借用文字的悖論，穿越文字的隙縫，窺探浮生難耐的本源。
某日翻讀楊牧的《瓶中稿》，翻開「自序」，讀到一些已然陌生的句子，他說「詩仍然是最可靠的信物吧」，「我今日所為之耿耿不寐的思想，也只有在今日和明日的詩裡去揣測」，「這好像是諾言」︰「……我也不是甚麼憤世嫉俗的侘傺分子；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更不可能還是多愁善感的少年，這些大抵不宜扇面傳抄，區區草稿，也不敢希望有人納懷袖中。詩固然是可靠的信物，詩稿並不見得可靠，此正如舞可能是永恆的歡愉和超越的悲哀，但舞者只是舞者，謝幕下台。」
愈來愈覺得，故事的開始和結束，總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對於「永恆」這一類字眼，更加敬而遠之了。只是久不久讀一點楊牧，在古典與現代的交織之間往復來回，始明知所謂謙恭，有大智大愚與小智小愚之別，一念之間，不及其餘了。知我者謂我如何如何，不知我者謂我這般這般，彷彿還在眷戀一個「我」字，以「我」之被認識為某種知與感的標準，當中的冷暖悲歡又豈是旁人所能體味？
有些人用一種非常不屑的口吻質疑，有些人用一種非常諒解的口吻訴說生活之難耐與無奈，都收到了，而且十分明白，然則個人的抉擇，本來就有十萬八千種不得不的理由，又豈是一兩句不大痛癢的質疑所能責難得了？又豈是一兩句婉轉得幾乎毫無重量的安慰所能解脫得了？忽然覺得這世界原來還那麼擾攘而荒誕。可楊牧告訴我們：詩仍然是可靠的信物——那是一種層次的生命追求，無論如何不是一生的全部。
擺脫自己真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情，尤其是寫作，有時僅僅是一種小農作業式的手工業，熟能生巧是一層意思，慣性變成保守，恐怕也是一層不容忽略的意思。是的，生命疲累了總得歇息，但舞者何以永遠謝幕下台？沒事，只是想說，若夢浮生，總是難耐——即使重新開始，也必一樣簡單，也必一樣簡單地愛和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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