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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強生。 尉瑋 攝
台灣作家郭強生來港參加浸會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訪問中，說起自己的寫作歷程，他驚呼「已經寫了30年，好恐怖！」
最驚訝的卻是記者，眼前這位創作人既寫小說，又玩戲劇，少年時還曾有過畫家夢；說起話來生動有趣，繪聲繪色，好像是個最怕悶，恨不得過一段時間就轉換個跑道的冒險家，哪裡和30年這個數字有任何關係？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早慧少年
郭強生可說是一位全方位文化人，他寫小說、散文，編導戲劇，也寫文化評論，亦在大學任教。對他來說，創作似乎沒有門類與體裁的隔閡，哪怕是寫學院式的論文，關乎的也是想像力和創造力。
16歲，還是高中生的他就已在台灣《聯合報》發表處女小說作，台大外文系畢業時，就已有了第一本小說集《作伴》，令文壇驚艷。之後的《掏出你的手帕》、《傷心時不要跳舞》等小說讓他迅速在文壇崛起，更擁有了一批粉絲。難怪大家說他是「早慧型少年」。
「其實我最早是喜歡畫畫，曾經覺得自己將來是要去畫畫的。」郭強生說，他對各種藝術門類的表達方式都十分好奇，「我父親是大學美術系的教授，父母都喜歡看書、看電影，所以我對藝術的各種表達接觸得很早。我的感情比較豐富，比較早熟，和同年級的小孩好像有一點差距，文字剛好可以陪伴我。寫東西的時候就像是自己和自己說話，也在寫的過程中調整自己，去了解別人和周圍的世界。對我來說，寫作是件很自然的事。」
現在的郭強生是台灣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的專任教授，培養一批批的文學青年。對喜歡寫作的學生們，他不敢輕易承諾作為作家的前途。寫作近30年，看著曾經同行的朋友們因為各種現實的蹉跎而轉向其他工作，他太懂得寫作之路的艱辛，也知道一個作家的成功依賴的不僅是努力，還有機緣和環境的醞釀。
半路「出逃」
少年成名，在寫作路上走得頗順的他卻也曾經「出逃」，「當你太早，23，24歲就已經出書，已經有點名氣，我會想：那就繼續寫這樣的東西嗎？有讀者，可以繼續賣錢，可是沒有新的東西了。寫作是要維持一個很私密的空間，一直去灌溉它。寫作也是自己和外界一個平衡和拉扯的力量。大學畢業後，現實的環境能夠給我的有限。」他不僅逃出台灣，也乾脆逃出文學，到美國攻讀戲劇，本來只想著讀個碩士就回來，沒想到像偶然發現寶藏的入口一般，「讀出興趣來了」。1998年，他取得紐約大學戲劇博士的學位，也開始在美國教書，眼看就要一直在學院研究中平穩地走下去，他卻突然開始懷念中文寫作。適逢東華大學想要創辦華文世界第一間文學創作研究所，他受邀返回台灣。「我有跑掉過，可是老天爺不讓我跑，把我抓回來了。」郭強生笑著說。
劇場一直是郭強生所鍾愛的，2003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劇團「有戲製作館」，自編自導了舞台劇《慾可慾，非常慾》，反應十分好，之後他還排演美國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的名劇《慾望街車》。當時的華文戲劇界排演西方經典時，總是千方百計地將文本移植到本土的語境中，又或是讓演員戴假髮，打扮成外國人進行演出。郭強生覺得這種改變其實不必要，「我們要看的是作者的思想脈絡和情感深度，那個（形式）不是障礙。戲劇有點像樂譜，有其表演的節奏。我要做的經典是，不隨便移植、改動，雖然把它譯成中文，但盡可能保持原來台詞的節奏感。」郭強生請來名作家吳淡如扮演女主角白蘭琪，電視演員林煒飾演粗暴的男主角史丹利，忠實地呈現了原著的精神內涵，獲得了極佳反應。
對於郭強生來說，從寫作到編導戲劇，並不是一個決然的轉向。「剛開始我寫小說，後來開始不滿足於那種敘事，80、90年代，還沒有那麼流行後現代的拼貼，（小說中）就是一個觀點視角，我覺得有點悶。這時突然發現戲劇，舞台上沒有一個固定的觀點的東西，平面的東西立體之後，那個空間好像能滿足我，那種感覺其實就有點像後來大家炒出來的『互文』啊等等。所以並沒有說丟掉了寫作去做另外一個東西，而是那個東西一直在彼此影響。作戲劇的過程中對於主題的延展性，角色如何去表現等，我又學到了很多。」
很多年輕的寫作者糾結於文體門類的區分，郭強生卻覺得每個人對文類的感覺是他自己生活的呼應投射，用什麼文類要看題材、情景，「文類不是釘死在那邊的……實際上沒有分類，都是文字，都是創意」。許多人年輕時喜歡寫詩與散文，他則一開始就寫小說，大概10年前才開始出散文集結，至今未寫過詩。「鄭愁予先生曾經對我說，所有文類，和詩最近的是戲劇。我覺得沒錯。戲劇不是說一個故事，那是連續劇。舞台上實際有現實的，又有抽象的。那個坐在那裡兩小時的時空，底層的情緒其實就像詩。我的戲劇也是，不是講一個故事而已，而是意念的流轉。」
他的詩，已經在劇場中了。
華文創作的分裂現實
在劇場中搬演西方經典，也讓他思考華文創作的局限。「我看到華文地區的作品翻譯成外文後，除了專門作這方面研究的人，其他人都不大有興趣。華文作家在寫的時候，沒有把全人類考慮進去。像《慾望街車》，表面上是紐奧良的故事，但是對情慾、性別、階級等問題的描述對大家都有啟示。我在美國教書時，教張愛玲，我們中國讀者那麼愛張愛玲，西方讀者對她一點不感興趣，我很驚訝。原來，拿掉張愛玲那麼天才的文字的魅力，她寫的其實只有一種人。這有點荒謬，不是說台灣、內地、香港對世界上面發生的事情不知道，都知道，但是好像沒有辦法拿到自己的題材中來發揮。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資訊的時代，但你寫作的時候，這所有的資訊好像和你無關，你又回到了一個中國小說的傳統書寫中，那是一個很奇怪的分裂。我兩年前出的小說（《夜行之子》），裡面就寫911，不是為了西方的讀者，而是我要寫出全球化資訊對我的影響。我為甚麼不能由我的觀點來寫911？寫日本？為甚麼我們的題材要那麼局限？只有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文化。我們中文世界的創作人應該有能力去寫全世界的人，這也是我在做經典轉化，在作劇的過程中的一個體會。」
在郭強生看來，現在的華文創作好像脫離了身邊的社會與生活，當在技巧上無法炫耀更多時，題材的貧乏就被毫無保留地暴露出來。「去年我主編台灣的年度小說選，在序裡面就說，我今年選的標準是新題材，新寫法，這很重要。我也指出一個現象，之前西方跑出來許多（寫作形式），一會後設啊，一會魔幻啊，我們亦步亦趨地跟。而為什麼最近3、4年表面上好像沒有特別了不得的作家作品出現，像之前的張大春或者朱天文？原因很簡單，過去這十年，西方全部走回社會寫實，那個恐怖主義、金融風暴……又回到社會問題，小說家不是只是在富強安樂的社會中玩文字，他們又回到寫種族衝突、宗教衝突、貧富衝突。我想，哈哈哈，中文小說沒有東西可以抄可以學了，所以是不是就突然不好看了？當西方回到社會寫實，我們反而回不去了，我們不知道要關心什麼，這20年的小說，一直在玩風格、玩形式，學村上，學卡爾維諾，結果反而失去了去關心我們社會發生什麼事情的能力。對不起，西方歐美的小說，法國、英國、美國，都在寫現在這個非常動亂、爆炸的時代，我們卻好像還是活在奇怪的脫離的現實的情況中。體裁的多樣性，開發新題材的能力，活生生地去感受周圍生活（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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